在中國，有人按諧音的習慣稱呼羅伯－格里耶為“蘿卜加點葉”。圖為羅伯－格里耶 2005 年在云南大理的一個市場（攝影：陳海平）

今年的“上海國際文學周”和“上海書展”舉行之際，已故的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也迎來了他的 92 歲“生辰”（8 月 18 日），并通過他的出版人、譯者和年輕的研究者，又一次回到了中國?！傲_伯-格里耶在中國”、“法國‘新小說’與我的翻譯生涯”、“我所認識的阿蘭·羅伯-格里耶”、“新小說的誕生：從貝克特到羅伯-格里耶”、“阿蘭·羅伯-格里耶對他的（新）讀者的期待”、“伯努瓦·皮特斯對羅伯-格里耶的采訪”，一系列講座、對談和放映活動幾乎涉及了他的方方面面。

但是要如何對不那么熟悉現(xiàn)當代文學的讀者提起這位 6 年前去世的法國作家呢？尤其當他所代表的“新小說”似乎也已是上個時代的文學潮流，而他執(zhí)導(dǎo)的電影更加小眾且晦澀難懂。

除了在“新小說派”的隊伍中指認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大名，阿蘭·雷乃（Alain Resnais）的《去年在馬里昂巴德》可能是個相對比較好的“中介”。在這部同樣抽象但知名度非常高的電影中，羅伯-格里耶擔任編劇。他不僅創(chuàng)造了影片中的世界，還注明了攝影機的運動及取景，“沒有給導(dǎo)演講故事，只是逐一描述了鏡頭的結(jié)構(gòu)”。除了雷乃之外，此后再沒有一個導(dǎo)演愿意如此被編劇擺布，所以羅伯-格里耶只能通過親自拍攝來實踐他的電影觀念。他曾對臺下的中國聽眾說過，“有志研究人類思維的人應(yīng)該既寫小說，也拍影片。”

早在上世紀 60 年代初，《世界電影》雜志的前身《電影譯叢》上，就有一組介紹《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的文章，不過是把它作為資產(chǎn)階級文藝代表加以批判。到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現(xiàn)代主義在國內(nèi)文藝界逐漸升溫，羅伯-格里耶和“新小說”才真正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對象。在 1984 年首次受邀訪問中國之后，他在隨筆中說他已成為在中國被翻譯得最多的在世法國作家。

在那個年代開始閱讀羅伯-格里耶的人中，就有后來以引進和接近他為榮的陳侗。自 1993 年以自費形式出版《重現(xiàn)的鏡子》以來，陳侗陸續(xù)組織出版了作家的早期代表作之外的每一部作品，甚至非作品，包括羅伯-格里耶妻子卡特琳娜的《新娘日記（1957-1962）》。同樣作為作家的卡特琳娜，她的日記事無巨細地記錄了他們夫婦與當時的文壇名流的會面，各人之間的權(quán)力斗爭和文學上的爭執(zhí)，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而他們的性生活、虐戀以及與出版人熱羅姆·蘭東的三人關(guān)系等等更吸引眼球的情節(jié)，則成了閱讀他某些作品或作品中某些段落的上下文和注解。

今年十月，與卡特琳娜來中國巡回演出杜拉斯的戲劇《薩瓦納灣》同時，湖南文藝出版社還將出版阿蘭和卡特琳娜·羅伯-格里耶的《通信集（1951-1990）》，以及卡特琳娜的回憶錄《阿蘭》，這兩本書都被陳侗納入了新的“新小說研究叢書”，盡管它們更多的內(nèi)容只是關(guān)涉作家夫婦的私生活。這些私密、赤裸的信件和回憶證實了卡特琳娜所說，“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有激情、更有感情的人”。

羅伯-格里耶隱秘的魅力

阿蘭和卡特琳娜，共同生活超過半個世紀，說是夫妻，更像同謀，假面舞會的東道主，他們相識于旅途，箱子里裝著繩索、鏈條、鞭子和碎玻璃，當然還有所有的美好記憶。他們相信，創(chuàng)造也就是“為所有人爭取娛樂和肉體享樂的權(quán)利”。

阿蘭·羅伯-格里耶（1922—2008），生于法國布雷斯特，法國國立農(nóng)學院畢業(yè)，曾在法屬當過農(nóng)藝師，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后來也拍電影，是著名的“新小說”的代表人物，也是這個“團體”最重要的發(fā)言人和理論家。

這個簡介雖然基本交待了作家的身份，但對于今天的二十幾歲的年輕讀者來說，可能什么看點也沒有。我們現(xiàn)在換一種說法試試吧：

阿蘭·羅伯-格里耶，生于 1922 年 8 月 18 日（歷史上的今天？），雖然有農(nóng)學院的文憑，最后還是放棄了農(nóng)藝師的職業(yè)，專心從事寫作，偶爾也拍電影，有時還弄一些不需要什么專業(yè)造型技術(shù)的繪畫。批評界將他的書和一些同樣屬于午夜出版社作者的書稱做“新小說”，于是他們就利用這個名稱掀起了一場文學革新運動。不過，由于羅伯-格里耶主動擔當了“新小說”的理論和宣傳工作，致使該團體的某些作家—例如杜拉斯—認為他搶盡了風頭而顯得并不十分配合，不承認自己是什么“新小說”。

如果說這個帶有八卦色彩的介紹還是顯得有些遠離時代，我們還可以嘗試更加直接一些的：

阿蘭·羅伯-格里耶，2008 年離世的法國作家和電影導(dǎo)演，只活到 86 歲，比他預(yù)計的壽命短了很多。他生前留下的作品沒有多少人看得懂，因為它們是反巴爾扎克式傳統(tǒng)敘事的，沒有迭宕起伏的故事，人物也缺少真實的性格和遭遇。但是，20 世紀的文藝思潮培養(yǎng)了一批喜歡別出心裁的讀者和批評家，他們盡管不一定真正喜歡羅伯-格里耶的作品，或者干脆就沒有讀過，但是他們欣賞他的理論和態(tài)度，他因此而變得特別有名，尤其是在法國以外。

以上的敘述中始終看得見一個空間維度，即通過爭議而形成的世界范圍的影響。這時，我們就看到了一個不同于博爾赫斯或者納博科夫的環(huán)游世界的作家的形象：他的游歷就是寫作本身，作品的推廣和理論的宣講又增加了游歷的機會，然后其中的發(fā)現(xiàn)和歷險又再一次推動了寫作。

如果我們只是把羅伯-格里耶想象成皮埃爾·洛蒂式的游記作者，就無法解釋那些相同的畫面和意象為什么一會兒出現(xiàn)在世界的這一頭，一會兒又出現(xiàn)在世界的另一頭。在《重現(xiàn)的鏡子》還沒有出版，作家的密碼還沒有公布之前，我們對種種翻來覆去的意象似乎已經(jīng)表示了懷疑，甚至感到有些厭倦了。碎玻璃，被綁的女俘，一只而不是一雙鞋子……我們以為它們不是從現(xiàn)實中來的，所以也就不可能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任何作用。然而，如果有一些故事屬于自傳的素材同時又合乎創(chuàng)造的邏輯，那么它們就足以證明其他的故事也都可以解釋創(chuàng)造者的行為。

“我熱愛旅行”—既然羅伯-格里耶在《旅行者》的序言中這么說了，我們就應(yīng)當把它視為撬動整座青銅—他曾經(jīng)如此形容他的寫作目標—的支點。旅行不是每一個人必須去實踐的一種生活，因此支配旅行的主要還是性格。影響新小說發(fā)展的兩個主要人物，羅伯-格里耶和熱羅姆·蘭東，前者對旅行樂此不疲，后者則持強烈反對態(tài)度。奇怪的是，蘭東似乎從來都不反對羅伯-格里耶去旅行。或許蘭東比羅伯-格里耶本人更清楚，他的那些書是完全靠了旅行才能寫出來的?！断鹌ぁ贰ⅰ陡Q視者》、《紐約革命計劃》、《幽會的房子》、《不朽的女人》……幾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沒有作者的生活地巴黎的影子，只看得見、香港、紐約、伊斯坦布爾……

“我熱愛旅行，”羅伯-格里耶在《旅行者》的序言中繼續(xù)寫道，“前行在陌生的土地上，迎接困難的作品（一個著名的、莽撞的思想家的作品，或者是晦澀的、未完成的敘述，總需要我自己也在里頭掙扎）……”

讓我們看看伊斯坦布爾是怎么來的吧，這或許就是“旅行者的愛與欲”的源頭：

“1951 年夏天，在創(chuàng)作《橡皮》的時候，我寫到第 40 頁時便卡住了。我從《戰(zhàn)斗報》上看到了一則組織學生去土耳其旅行的小廣告，隨后憑著一時的沖動離開了布雷斯特?！闭沁@次旅行，羅伯-格里耶在火車上認識了長得像孩子的卡特琳娜，他們結(jié)婚了，并有了重回伊斯坦布爾的電影《不朽的女人》。這是他的第一部真正屬于自己的電影，片中既有明信片式的異國情調(diào)，也有現(xiàn)實的輪船、港口和人群，它們漸漸地向鐵鏈、柵欄所體現(xiàn)的“象征意義”過渡。這個象征就是愛與欲，即僅僅起到想象作用的色情。

阿蘭和卡特琳娜，世界上兩個最有名的姓羅伯-格里耶的人，共同生活超過半個世紀，說是夫妻，更像同謀，假面舞會的東道主。他們相識于旅途，箱子里裝著繩索、鏈條、鞭子和碎玻璃，當然還有所有的歷險和美好記憶。他們相信，創(chuàng)造不是別的，就是“為所有人爭取娛樂和肉體享樂的權(quán)利”。

1998 年，羅伯－格里耶與妻子卡特琳娜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在漓江的游船上 （攝影：陳侗）

親愛的阿蘭

本文為卡特琳娜·羅伯-格里耶為她的回憶錄《阿蘭》所寫的前言。原書由法國法雅爾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將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不，阿蘭不是如其所寫的那樣死于肺炎，而是死于一次心臟病發(fā)作。有什么要緊呢，既然不管怎樣他都死了？

不，阿蘭不是《世界報》的訂戶。有什么關(guān)系呢，既然他事實上是每天都看《世界報》？

不，阿蘭不是因為對正式儀式不感興趣才沒有去參加杰羅姆·蘭東的葬禮，因為蘭東的家人堅持要保持私密；阿蘭只是在其葬禮過后才得知他的死訊。等等，等等。

這些小小的錯誤，對于他去的那個世界，有什么要緊的呢？這些記憶的劃痕，健忘的時光會無情地抹去，甚至也許連阿蘭的存在和他“小小的工程”也會隨之而去。然而，然而……

但是，我活著，當場并立刻（hic et nunc）和我相關(guān)，此時此地。對我來說，這些不是事實的劃痕，不是它們看起來那樣無關(guān)輕重，而是傷口，會傷害仍然鮮活的記憶。

我們過去肩并肩走著的時候，阿蘭偶爾會用一只手在我肩上撐一會兒。我沒有在意；然而，時間流逝，他的這個動作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沉重。

那天晚上，從一個餐館走出來，我們必須穿過馬約門廣場才能回家。我們通常是從一個比較方便的地道穿過廣場。因為阿蘭怕爬那個必須要上的坡—盡管那個坡度很小—所以他更喜歡繞個圈子。他比平常更重地撐在我的肩膀上，走上那條馬路；我們數(shù)著步子前進；一走到一個可以扶的地方附近，他馬上放開我，緊緊抓住那個支撐點喘口氣……我們就這樣在寒冷和夜色當中，默默地前進，從一個扶手到一段圍墻，從一段圍墻走到一個樁子，越來越慢，停得越來越久。他沒有抱怨，但是我看到我們到了一塊開闊的地方，沒有可以稍微休息的地方。廣場的那一端在我眼中是那么遠，那么遠，無可企及。

我覺得阿蘭要垮了，要倒在人行道上了。我想哭了。但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我們終于—在多長時間之后？—到了我們電梯的門前。這段緩慢行走的經(jīng)歷，我回憶起來無法不喉嚨哽咽。阿蘭有心臟病，他兩個月以后就因為心臟病而去世了。不是因為肺炎。

即使這本書不是照著阿蘭的生活臨摹下來的，他的生活還是在其中占有分量；是“受其影響”：受到他的身體、脈動、時代風氣、廣為人知的大事的影響，也受到那些小事、表面看起來沒有意義的日常小事、秘密的影響。我之所以要在那打開一道門，是想給我的行為一個理由。

那堆平常的事物和這本書有什么聯(lián)系呢？比方說，在一個柵欄床、《偷窺者》和一大盆果醬之間有什么關(guān)系呢？也許什么關(guān)系也沒有。我在猶疑中留下了這些生活的快照，這些生活的碎片，夫妻間的私事，“洗衣票”，就那么原原本本地，毫無等級區(qū)別，讓某個可能的傳記作家去使用（如果他覺得有需要），去嘗試給這些不可能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東西找到假想的關(guān)聯(lián)—也許這種嘗試是徒勞的。

我本該嘗試。于是就是這個了。

我所記得的阿蘭·羅伯-格里耶

今年的“上海國際文學周”和“上海書展”舉行之際，已故的阿蘭·羅伯-格里耶也迎來了他的 92 歲“生辰”（8 月 18 日），他的出版人、譯者和年輕的研究者，回憶起與作家的交往。

伯努瓦·皮特斯（Benot Peeters ，法國作家、文學研究專家、出版人）

我記得 18 歲第一次見到阿蘭·羅伯-格里耶時，我是多么愚鈍和羞澀，那是在午夜出版社，在我寄給他我的第一份書稿幾天后。

我記得阿蘭·羅伯-格里耶 1975 年七月在以他為主題的塞里西研討會上。他端坐在報告人身后的扶手椅上，每當覺得報告人誤入歧途，他就向圖書館里人數(shù)眾多的觀眾眨眼睛。

我記得同一年，阿蘭·羅伯-格里耶看著我身邊的一位同仁消瘦、嚴肅的臉說：“我的研討會上竟然有卡夫卡，不過是小時候的卡夫卡?！?/p>

我記得和阿蘭·羅伯-格里耶在散步時，他中斷關(guān)于文學的談話，讓我注意看一棵樹或一株植物，說出一個深奧的名字，但我們很快就忘了。

我記得《一座幽靈城市的拓撲學結(jié)構(gòu)》出版后第二天，阿蘭·羅伯-格里耶在午夜出版社的小辦公室出其不意地接待了我和朋友 Jean-Christophe Cambier。他聆聽我們這些年輕人的意見，仿佛年輕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記得好多年后，阿蘭·羅伯-格里耶檢查我拍攝的采訪影片，每次他對自己說的話感到滿意就點點頭。我記得他沒有要求做任何刪減，除了我在關(guān)于《橡皮》的談話結(jié)束后做的最后一段陳述，他解釋說：“你知道，別人會覺得你贏了。”

我記得阿蘭·羅伯-格里耶和他驚人的文字記憶力，他能即興背出幾頁的福樓拜、巴特、雨果、安德烈·布勒東—還有《稅法通則》的第一條。

我記得阿蘭·羅伯-格里耶嘲笑司湯達說的五十年后人們才能理解他。“太謙虛了！我呢，要到三個世紀以后，人們才能開始明白這部巨著在說什么?！?/p>

我記得阿蘭·羅伯-格里耶談起他的“小活計”。

我記得阿蘭的胃口，他對吃、喝、思考和生活的胃口，直到生命的最后。我記得他想成為百歲老人—“好煩死”那些隨大流的人。

我記得阿蘭的笑，他低沉動人的聲音，偶爾的結(jié)巴。

我記得阿蘭和卡特琳娜—阿蘭對她說話時，突然變得溫柔。

余中先（翻譯家，《世界文學》主編）

1984 年，阿蘭·羅伯-格里耶第一次來中國訪問，我陪他們夫婦游故宮。從三大殿溜溜達達地出來后，我們坐在一個石階上歇腳。

不遠處也坐著一老一少，見我們談笑風生，便把目光轉(zhuǎn)來瞧我們。羅伯-格里耶仔細地打量了一會那二位，便對我們說，那是師徒倆，“我想老先生怕是個搞藝術(shù)的。”

老人約摸五十來歲，黑紅臉膛，戴一頂舊草帽，粗布衫。

神了，羅伯-格里耶竟然還會看相！

我瞅了個空，上前與那個戴草帽的老頭搭訕。當我客氣地問老先生供職何處時，他說他是山東某師范學校的老師，教繪畫。

果然是搞藝術(shù)的。羅伯-格里耶的眼睛實在夠“毒”。

羅伯-格里耶的出名在于他對物的純客觀描寫，對物的準確記錄。也許因為早年當過農(nóng)藝師，后來又是電影家，他寫小說時描寫物體時特別細致。如明暗、色彩、位置、距離等視覺藝術(shù)概念，在他的筆下以細而又細的描寫體現(xiàn)出來，有時甚至到了不厭其煩的極致。

由于觀察的細微，羅伯-格里耶能獨具慧眼，把常人視而不見的東西細細地狀寫出來，甚至還把它與它所引起的聯(lián)想、想象、幻覺混起來寫，寫得以假亂真，使人難辨真?zhèn)巍?/p>

歐托·卡爾（Otto Karl，法國哲學家、多媒體作者）

我是通過書、電影、諸多理論貢獻，以及視聽出版物認識阿蘭·羅伯-格里耶的，我研究、收集這些資料，有時不知疲倦地查看，感受與他、他的思想—在我看來有很強的哲學性、豐富的知識，以及幽默、鮮活的創(chuàng)造力—作伴的愉悅。我認識阿蘭·羅伯-格里耶是通過親自走訪他童年的居住地和其他生活過的地方：布列塔尼，諾曼底，巴黎，也通過拜訪他那幸運的必不可少的人生伴侶，他的妻子卡特琳娜·羅伯-格里耶?？ㄌ亓漳仁紫认蛭页ㄩ_熱情的大門，隨后是巴黎寓所的大門，接著是那有名的鄉(xiāng)間城堡（諾曼底）的大門，我三年前曾經(jīng)常去那個公園，卻從未參觀過城堡，這個阿蘭曾經(jīng)珍愛有加的生活地。是的，我認識阿蘭·羅伯-格里耶是因為我迷上他的作品，他既現(xiàn)實又夢幻的人生，記錄他與人往來的公開或私人文獻、證明，這些是卡特琳娜珍貴的物價之寶。于是，我這樣認識了阿蘭·羅伯-格里耶，他的身影和他的詩意如今已伴我多年，自從我們相識，自從我認識了……

陳侗（藝術(shù)家，出版策劃人）

1998 年，我陪同羅伯-格里耶夫婦在海南旅行。一天早上，我托翻譯告訴“老羅頭”（我們那時候私底下都這么稱呼他），說我想利用每天吃早餐的機會給他提一些文學上的問題。翻譯很快回來，說老羅頭認為這是一個愚蠢的想法。真的嗎？他真的是這樣說的嗎？千真萬確，翻譯說。我大惑不解，并有些感到傷了自尊，也就沒有勇氣敢再多問。兩年后，我去諾曼底的城堡拜訪羅伯-格里耶，談話中他主動提到那次的翻譯，我便順勢問起早餐時提問的那件事，想搞清楚當時翻譯是否理解錯了他的意思。他聳了聳肩膀，或者是眨了眨眼睛，說我的翻譯的確沒有完整傳達他的意思。他的本意是，吃早餐就是吃早餐，討論問題就是討論問題，兩件事不能混在一起。很好。我從這里學到了很好的生活守則。后來，因為終于明白他的另一個生活守則—講座前不吃東西只是為了好好享用美食，所以我也就單純從“吃的美學”去理解他的意思了。這樣一來，很多關(guān)于他吃喝的生活故事就集中到了一起，而這些可都沒有以自傳素材的形式在他的作品中出現(xiàn)過。說到底，它們僅僅是關(guān)于“胃口”的嗎？不，除了食欲本身，吃的美學有時候也折射出其他的觀念。在這里，我不得不又一次提到 2005 年的那個戲劇性場景。那是在北京，在一個頗為盛大的官方儀式上，晚宴似乎就要開始，只是人們還不敢入席，因為臺上的十幾位中法官員還要一個個輪著講話。不知是出于饑餓還是出于對儀式的不在乎，羅伯-格里耶，這位被臨時指派的法國作家代表團的團長，眾目睽睽之下獨自一人坐在大圓桌旁，領(lǐng)口塞著白色餐巾，身上裹著一塊從殷勤的文化處主任身上取下的紅色披肩（他從來都畏懼冷氣?。?，慢條斯理地將桌子上的食物一點點運到自己的盤子里，再由盤子里一口口送到嘴里，還不時地喝一口紅酒，拿餐巾揩拭一下灰白的胡子。由于臺下的人在儀式進行當中都自動排成了扇形，所以空出的中心就成了羅伯-格里耶獨角戲的舞臺。我站在離他最近的人堆里，看著這場具有滑稽效果的演出，內(nèi)心無比興奮。我想，再也沒有什么動作比這更能表現(xiàn)藝術(shù)家的崇高和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