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爾赫斯書店地址:廣州市海珠區(qū)怡樂路95號二層
出版策劃人第一次見陳侗時,博爾赫斯書店剛開張,我們自然聊到博爾赫斯,而另一個就是阿蘭·羅伯—格里耶———他正在醞釀大型的羅伯—格里耶出版計劃,當時記得陳侗的兒子陳歡樂在書店里四處亂爬。時間在推移,歡樂長大了一些,開始將書店架上的書一本本往下扔的時候?!吨噩F(xiàn)的鏡子》先出來了。今天,當陳歡樂一躍而起揪住羅伯—格里耶的花白胡子時,《阿蘭·羅伯—格里耶選集》出版了。
總有一本書在某個時刻某個路口等著你,像羅伯—格里耶或博爾赫斯小說中的某個偵探,準備將你引入命運莫測的迷宮。恰好,對陳侗來說,這樣的“一本書”,就是羅伯—格里耶的《橡皮》或《窺視者》,或《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選》。這幾本書對整整一代中國作家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兩年前,詩人李建春讀過《橡皮》之后說:“怎么那么像80年代的中國‘先鋒小說’?”羅伯—格里耶與博爾赫斯在中國影響的象征,或許就是曾經四易其址的博爾赫斯書店,以及此刻坐在博爾赫斯書店的這位年邁的“新小說”魔王的背影。
對于這部《羅伯—格里耶選集》,陳侗懷有初戀般的激情。羅伯—格里耶作品的不確定、不安籠罩著我們的內心和生存處境,從羅伯—格里耶精確、貌似沉默的文字和畫面,我們獲得想像力的快感、以及生存的意志。當陳侗的書店和出版計劃屢屢處在岌岌可危、“不確定”的險境之中,似乎正是16年前的一本書《窺視者》和未來的一部更大的書《阿蘭·羅伯—格里耶選集》教給他堅定。一年的某一天,博爾赫斯書店又遭劫難,成百上千冊港臺圖書被以某個似乎正確的理由搬走。晚上,當我致電慰問,問他在干什么,他說:“在校羅伯—格里耶。”
對比藏書家和飽學之士,我更欣賞一年只讀一本書但愿不是《廢都》或《中國可以說不》的人,比如,1995年陳侗坦白告訴我,這一年他只讀了一本書:科塔薩爾的《跳房子》。那一年,他搞了一個紀念科塔薩爾的活動,而1994年,對他來說,那“一本書”是《與實驗藝術家的談話》(第一輯),1996年是《重現(xiàn)的鏡子》,1997年是圖森的《浴室、先生、照相機》,1998年,是《阿蘭·羅伯—格里耶選集》。
特殊在于,他不但是這“一本書”的閱讀者(每本讀了不下10遍),還是出版人。
我寧可信奉這種少量閱讀———帶著狂喜和沉靜的閱讀———的原則,因為生命不是一個累積的過程,而是一次又一次迸發(fā)。就像人不是被生出來的,而是像薩特所說的“被拋到這個世界上”,因而你不必帶著任何成見和負累———傳統(tǒng)的、權威的、教育的、知識的———去選擇。薩特小說《厭惡》中那個“自學者”要在圖書館里從A讀到Z,而我們只需從中挑出一本《厭惡》就夠了。
而這也是博爾赫斯書店的原則,它實際上不光是一個書店,而更像一個評論,通過淘汰來選擇、提升閱讀。更重要的是,它實踐了一種“業(yè)余”的文化介入方式,陳侗本人并非作家,也不是翻譯家,也不在出版機構工作,但他卻成為實驗藝術與當代法語文學眼光獨到的出版家。
可以把你生命中的一本書看作奇跡,馬拉美說:“所有的書都是一本書?!被蛘?,一本書就是一次艷遇,甚至愛情。博爾赫斯寫下這樣的詩句:我踏上過很多片土地/見過一個女人和兩三個男人/我愛過一位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有著拉丁美洲的寧靜。
對我來說,這樣的詩句、這樣的書就是奇跡。而奇跡是很少發(fā)生的,你的一生其實只見過“一個女人和兩三個男人”,而你真正讀過的書,其實也只有那么幾本。
對陳侗來說,是瑪格利特·杜拉,是阿蘭·羅伯—格里耶和博爾赫斯,對我來說,或許是寫《我的一生》的博爾赫斯,寫《香蕉魚的好日子》的塞林格,寫《都柏林人》的喬伊斯……
而你,你在哪兒、在什么時候與那一本書相逢?或許,去年,在馬里昂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