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怡（《讀書》2024年8期新刊） 明朝末年至清代中期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作為近代前夜中西之間的密集接觸，一直備受中外學界關注，并已梳理出一條大體獲得公認的歷史脈絡：明朝末年，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來華耶穌會士，學習儒家經(jīng)典，并通過介紹西方科學技術，吸引到中國士紳的注意；徐光啟等士大夫與傳教士合作，倡導以西學補儒學，天主教的傳播與西學的譯介，盛極一時；清朝初年，順治、康熙都對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技術饒有興致，與湯若望、南懷仁等頗多交流；但雍正即位后，禁絕了天主教在華傳播，以傳教士為中介的西方科技傳播亦至此告一段落。這段歷史的開頭是蜜月，而以禁教告終，后人不免追問，事情為何會走到這一步？再往大里說，中國為何會從開放走向封閉？對此，學者給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釋，比如中西文化內在沖突、王朝思想趨于保守等。這些解釋亦可與停滯的帝國、中西大分流等重要議題對話。禁教是以往解釋這段歷史時的終點，也是立論的出發(fā)點。若暫時拋開這一預設終點，赤手空拳進入歷史細節(jié)，是否會看到這段歷史的另一面向呢？孫立天《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大清》就做了這樣的嘗試。 “康熙的紅票”是康熙發(fā)往歐洲的一封公開信，使用滿、漢、拉丁三種文字印刷于紅紙上，發(fā)給來到廣州的西洋商船，請洋商帶回歐洲，意在探聽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和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派往西洋的兩組欽差的音信。欽差有四人，龍安國（António de Barros）、薄賢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陸若瑟（José Ramon Arxo），既不是滿人，也不是漢人，而是西洋傳教士。西洋傳教士何以被康熙任命為欽差？這張非比尋常的紅票令后人產生無限好奇。全書就以康熙向西洋的隔空喊話為引子，抉出全球化早期中西接觸過程中一系列少有人知的歷史細節(jié)。
康熙于1716年發(fā)往西洋的紅票
西洋傳教士能以欽差的身份出訪歐洲，康熙與傳教士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系，全書第一部分“進入滿清權貴圈的西洋人”可以說就是這一謎題的解答。該疑問此前并非無人關注，基本史實亦有廓清。通常認為，從順治到康熙，清初的皇帝出于對西洋科技的興趣和實用主義態(tài)度而親近傳教士，這也承續(xù)了明末傳教士因科技而得漢族士大夫青睞的邏輯。不過，學界亦發(fā)現(xiàn)，入清以后，漢族士大夫與傳教士的交往反不如明末，學者曾將此歸因為清代僵化的理學逐漸取代明末務實的王學，漢族士大夫對西洋科技的興趣減退。兩種現(xiàn)象由此仿佛各自得到了自洽的解釋，但同時期皇帝與士大夫態(tài)度的差異，多少令人疑惑。作者注意到了這一反常，對皇帝出于喜好西學而信任傳教士提出了質疑。順治和康熙都是幼年即位，不可能憑空對西學產生興趣，西學興趣的萌生，必然以接觸為前提。那么，傳教士最初是如何獲得皇帝的信任并獲得親近機會的呢？ 作者注意到兩個以往未受學界重視的耶穌會傳教士——利類思（Ludovico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他們在明末來到中國，歷經(jīng)明清鼎革的戰(zhàn)亂，境遇頗為曲折。他們曾在成都張獻忠政權中為官，被皇太極長子豪格的部隊俘虜回京。利類思、安文思雖為俘虜，卻受到了豪格的優(yōu)待，被收入豪格府中作為家奴。豪格在清初政爭中失勢去世后，利類思、安文思的奴籍被轉到了豪格正藍旗下漢軍旗統(tǒng)領佟圖賴的府中，也就是說，他們成為佟家的包衣奴才。而佟圖賴是誰？他是康熙的外公。順著這條線索，兩位傳教士以外戚家族包衣奴才的身份進入了清朝最核心的滿洲權貴圈，得以近距離地接觸皇帝。與此同時，著名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通過清初漢軍旗名臣范文程的關系，也被引薦到順治身邊。
清代欽天監(jiān)觀象臺（徐揚《日月合璧五星聯(lián)珠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經(jīng)此分析，中西文化沖突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已無足輕重，其中的關鍵反而是清初的朝堂政治。傳教士以康熙母家包衣奴才的身份，身處以皇帝為核心的滿洲權貴圈。后來，佟氏因外戚關系，被康熙從正藍旗抬旗至皇帝親任旗主的鑲黃旗，傳教士作為佟家的奴才，也轉變?yōu)榭滴鮾葎崭蓡T。康熙與傳教士的親密關系，其實應當用滿洲特有的主奴關系來理解。當時的傳教士也很清楚這種關系，在他們的理解中，大清有三種上下級關系：一是君臣關系，二是主奴關系，三是地方官和百姓的關系。他們與皇帝是主奴關系，他們的事情，屬皇家內廷事務，由內務府管理。入清之后，傳教士與漢族士人的往來不及明末，由此看來，也并非士人的興趣發(fā)生改變，而是因為傳教士將交往的重點轉向了滿洲權貴。傳教士的這一身份和交往取向，甚至招來漢族士人的嫉恨?？滴醵四?/span>（一六八九），康熙第二次南巡時，對江南的西洋傳教士多有優(yōu)遇，對公認為飽學大儒的漢族大臣，卻故意用傳教士傳授給他的天文知識加以羞辱，以圖在文化和心理上壓倒?jié)h族精英。 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教皇使團的兩次訪華歷來被視為清廷傳教士政策轉變的兩個重要節(jié)點。第一次來訪后，康熙發(fā)布了傳教士領票制度，第二次訪華中，康熙做了措辭嚴厲的禁教朱批。兩次使團在華期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康熙為何要求傳教士領票，甚至做出了嚴厲禁教的朱批？書中第二部分“紅票與中西交往”就圍繞這兩次教皇使團而展開。教皇派出的第一個入華使團由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率領，這通常被認為是羅馬教廷向中國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但作者基于中方的滿文檔案和傳教士方面的拉丁文記錄，從接待流程等角度入手，指出康熙從頭至尾沒有將該使團視為外交使團。多羅使團以商人的名義從廣州入境，康熙和地方官最初都不清楚他們前來的目的。在京耶穌會士請求康熙接見使團，以便給他們長臉?？滴踝罱K答應，他的理由值得注意，看在“豢養(yǎng)爾等多年”的分上，這一措辭再次說明了雙方的主奴關系。因為是應自家奴才的請求，康熙將此次接見定位于家庭友朋聚會，并沒有交代朝廷相關部門接待，而是交由皇家內務府安排。多羅使團從廣東進京的沿途接待，康熙均通過私人渠道交代地方大員。會見在景山邊的一處園子，多羅一行未向康熙三跪九叩，而只是行了西洋的屈膝禮，康熙亦不以為意，甚至告訴多羅，現(xiàn)場沒有朝廷官員，都是自己人，不必拘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