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僧格林沁應該會選擇死在八里橋的炮火中。

那場發(fā)生在通州的不對稱戰(zhàn)爭，雖然從炮聲響起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發(fā)起沖鋒的蒙古騎兵不會取得任何戰(zhàn)果，但那種有死無生的沖鋒也算維護了以弓馬奪取天下的八旗騎兵的最后尊嚴，對于僧格林沁這個蒙古王爺來說，如果死在這次沖鋒的路上，倒也算一種不錯的歸宿。

但歷史沒有給僧格林沁這樣的機會，他僥幸從那場戰(zhàn)役中活了下來，等待他的是一個更為屈辱的結局，對于僧格林沁來說，這種屈辱尤為明顯，因為這位帶領著曾以騎兵橫掃天下的八旗勁旅的蒙古王爺，竟被一群騎著驢和騾子的“泥腿子”耍得團團轉并最終殲滅。

自己人

滿清統(tǒng)治者能夠從白山黑水間的漁獵部落，成長為華夏大地的執(zhí)牛耳者，靠的正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制衡術。

盤踞在東北的滿洲軍事貴族完成與關內大明王朝的攻守易勢，“滿蒙聯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靠著對科爾沁草原上的蒙古軍事貴族的拉攏，滿清在對抗明廷時有了一個極為有力的盟友，這種滿蒙聯盟以姻親的形式維系，到了清朝中后期，滿洲與蒙古的軍事貴族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僧格林沁二十六世祖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薩爾蒂，其先祖明安是蒙古科爾沁部最早與后金政權建立友好關系的部落首領。

此后僧格林沁家族與滿清皇族一直保持著姻親關系，靠著家族的能量，僧格林沁一路高升，道光皇帝駕崩時，他已經是顧命大臣之一了。

僧格林沁能夠得到如此重用，自然與其個人能力較強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家族關系，那種靠著姻親血盟維持的最為牢靠的關系，讓僧格林沁有了一個最最重要的身份：滿清皇族心中的自己人。

僧格林沁獲得重權時，正值滿清政權的多事之秋，或許多事之秋已經不足以形容當時滿清政權的現狀，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風雨飄搖。

太平天國運動自兩廣而起，數年之內席卷江南，多年未經大戰(zhàn)的南方八旗綠營兵與太平軍對決時屢屢潰敗，太平天國政權不僅占領重鎮(zhèn)南京，還揮師北伐。

由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等太平軍將領率領的北伐軍其實規(guī)模相當有限，只有2萬余人，但就是這支實力不算強大的太平軍，竟與數倍于己的清軍周旋良久，且屢次挫敗清軍的進攻。

僧格林沁奉咸豐皇帝之命，率麾下蒙古騎兵多次迎戰(zhàn)太平天國北伐軍，僧格林沁在兵力后勤等方面都相對于太平軍有明顯優(yōu)勢，最終雙方數次激戰(zhàn)后，僧格林沁成功擊敗了太平軍，生擒林鳳祥。

但就戰(zhàn)績而言，僧格林沁的表現只能說中規(guī)中矩，但他仍因此被加封親王爵位，能力強弱是一方面，是不是自己人是另一方面，僧格林沁是自己人，所以他的功勞被放大。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清軍與英法聯軍在大沽口打了兩仗，清軍一勝一敗，指揮者都是僧格林沁。

事實上，第一次大沽口之戰(zhàn)，僧格林沁那所謂的勝仗也存在很大問題，因為那一仗，英法方面事實上是來換約的（《天津條約》），戰(zhàn)艦并未傾巢而出，而此時的咸豐皇帝對于被英法逼迫簽署《天津條約》本就不滿，于是告知僧格林沁，若英法代表未按規(guī)定登陸，就要對其迎頭痛擊。

僧格林沁在英法軍隊準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發(fā)起了突然襲擊并取勝，但當英法軍隊準備充分再戰(zhàn)大沽口時，僧格林沁率領的清軍便明顯不敵。

英法聯軍成功登陸并直撲京師，僧格林沁雖然新敗，但是作為值得清廷皇室信任的“自己人”仍舊擔負著率領蒙古騎兵拱衛(wèi)京師的重任，于是，在八里橋上演了那一出跨時代的對決，3萬蒙古騎兵冒著熊熊炮火，以近乎于不計代價的方式向英法聯軍發(fā)起沖鋒，最終以自身損失1萬余人的代價，只換來了英法聯軍不足百人的傷亡。

僧格林沁遭此大敗，但是也只是被清廷降職，日后捻軍起義席卷華北時，僧格林沁仍能被重用，其立下軍功后立刻重賞，原因也無他，僧格林沁是自己人。

新的危機

靠著將權力下放，清廷成功在太平天國與英法聯軍的雙層危機中挺了過來，尤其是太平天國政權的覆滅，基本標志著滿清政權被顛覆的危機暫時解除。

但是舊危機解除的同時，新的麻煩也同時產生，清廷在生死存亡之時的果斷放權，讓漢人豪強自發(fā)組織起來與太平軍對抗，這股力量最終沖垮了曾有席卷天下之勢的太平天國政權，但也導致了漢人軍閥的做大。

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等漢人地方武裝，都有著不俗的戰(zhàn)斗力，且這些武裝擁有大致獨立的財權和兵權，這些武裝更多聽命于曾國藩、李鴻章等軍閥首領而非滿清朝廷。

各路漢人軍閥中，曾國藩的湘軍無疑是最強的，且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政權時功勞最大，太平天國滅亡后，曾國藩在朝中風頭無二。

如果曾國藩只是個權臣，清廷并不害怕，但可怕的，是從某種程度上講，曾國藩也是個軍閥。

太平天國政權覆滅后，清廷為了抓穩(wěn)權柄，必須從兩個方向同時出手：一方面壓制曾國藩等漢人重臣，另一方面則要扶持自己人。

誰是清廷眼中的自己人？毫無疑問，八旗子弟。

彼時的八旗子弟大多不堪大用，唯一還算有些手段的僧格林沁自然成為了重點扶持對象。

但相比于立下剿滅太平天國政權這種大功的曾國藩，僧格林沁擊敗太平天國北伐軍那樣的功勞便顯得不夠看了。

要想讓僧格林沁真正取代曾國藩，必須有更多更大的功勞，而無論是在滿清皇室還是在這位蒙古王爺眼中，都有一個較容易得到的功勞：剿捻。

被輕視的對手

在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江南的時候，一群被稱為捻軍的農民武裝長期活躍在北方地區(qū)。

嚴格意義上講，捻軍的出現比太平天國要早，但其組織形式更為松散，因而給清廷造成的沖擊沒有太平天國大。

早在嘉慶年間，黃河流域存在數量不等的農民組成的小規(guī)模武裝組織，他們平時為民，一遇災荒年份便結成小型武裝，通過劫掠富戶等方式維持生計，這樣的松散的小規(guī)模武裝組織被成為“捻子”，隨著天災人禍的不斷增多，無數的“捻子”抱團聯合，便成為了規(guī)模巨大的捻軍。

1855年的雉河集會盟標志著捻軍這一勢力正式走上歷史舞臺，這次會盟中，各地捻軍推舉張樂行為盟主，開始公開反抗清廷統(tǒng)治。

盡管眾多捻軍開始抱團聯合，也有了張樂行這個名義上的盟主，但捻軍的組織形式仍較松散，捻軍分黃、白、黑、藍、紅五旗，盟主張樂行自領黃旗，但嚴格意義上講，張樂行對于其他四旗也沒有絕對的領導權，捻軍仍是一個較為松散的農民武裝聯盟。

以這種組織形式存在的捻軍具有活動范圍廣，但單支武裝戰(zhàn)斗力有限的特點。

僧格林沁與捻軍可以稱得上是老對手，自咸豐10年（1860年）開始，僧格林沁便在山東、直隸一帶剿捻。

因剿捻有功，僧格林沁還受封博多勒噶臺親王爵，且世襲罔替，被清廷視為自己人的僧格林沁，他立下的功勞都會得到超額的獎賞。

前2年還算不錯的剿捻經驗讓僧格林沁產生了一種捻軍戰(zhàn)斗力不強，很容易剿滅的錯覺，而正是這種錯覺最終要了他的命。

合流

隨著太平天國的滅亡，清廷也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剿滅北方捻軍的行動上來，作為有“剿捻”經驗又深得清廷信任的名將，僧格林沁自然當仁不讓。

當時掌權的慈禧太后將大量資源向僧格林沁傾斜，意在打造一支足以抗衡南方漢人武裝的滿蒙精兵，同時，若僧格林沁能夠完成徹底剿滅捻軍的重任，清廷扶持他去制衡甚至壓制曾國藩的做法也會顯得更加名正言順。

然而，清廷與僧格林沁都忽略了一點：此時的捻軍也早已不再是當初那群烏合之眾了。

1864年，太平天國都城南京被占領后，遵王賴文光率領太平軍余部與捻軍合流，組成了戰(zhàn)斗力更強的新捻軍。

賴文光的加入將太平軍較為系統(tǒng)的作戰(zhàn)思想帶入捻軍之中，通過分析自身與清兵的優(yōu)勢與劣勢，捻軍制定了：異步為騎，運動作戰(zhàn)的戰(zhàn)術思想。

僧格林沁部多為蒙古騎兵，具有機動性強的特點，往日以步兵為主的捻軍面對行動迅速的蒙古騎兵自然要吃虧。

于是，有太平軍加入的新捻軍決定以動制動，大幅提高軍中騎兵比例，以騎兵去對付清軍的騎兵。

驢馬之爭

但是，沒有穩(wěn)定后勤保障系統(tǒng)的捻軍不可能像清軍一樣擁有大量可供作戰(zhàn)的良馬，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捻軍將大量驢、騾等牲畜也納入自己騎兵系統(tǒng)中。

千百年來，人類騎兵的主要坐騎一直都是馬，驢、騾充當騎兵坐騎的情況很少出現。

但這也不能說明捻軍中大量存在的驢、騾騎兵毫無用處，驢、騾騎兵雖然不似馬騎兵那般擁有極強的沖擊力，但同樣可以提升整支軍隊的機動能力，而對于捻軍來說這一點正是最為重要的一點。

以騎兵為主的新捻軍要得壓根就不是與蒙古騎兵正面對決，而能夠與其周旋。

捻軍以這種特殊的馬、驢、騾混編的騎兵編隊，竟也形成了“盤旋打圈”、“馬步結合”等多種行之有效的戰(zhàn)術。

驢、騾子等牲畜的加入讓機動性更強的捻軍可以跟清軍打圈圈，清軍追來，他們便撤退，撤退途中還會派出小股部隊向相反方向進發(fā)，讓清軍摸不著頭腦，只能盲目追擊，很多時候，捻軍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清軍在毫無意義的追擊中被耗得筋疲力盡。

為了加快整體的行軍速度，捻軍發(fā)明了一種雙騎戰(zhàn)術，即一名騎兵與一名步兵編為一隊，需要快速轉移時，兩人共騎一馬，需要作戰(zhàn)時，步兵下馬列陣，騎兵則從兩翼包抄。

這種靈活的戰(zhàn)術應用，讓捻軍既能打又能走，在以蒙古騎兵為主的清軍與這群“散裝”騎兵組成的捻軍的對抗中，捻軍逐漸掌握了主動權。

大致摸清了清軍的作戰(zhàn)規(guī)律后，捻軍決定不再只是一味周旋，他們要以一次像樣的反擊把清軍打疼。

獵手與獵物

同治三年（1864年）冬，與太平軍余部合流的捻軍重新在山東、河南一帶活動，多路對其進行圍剿的清軍都被挫敗，清廷于是再次啟用有剿捻經驗的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率領一萬人的精銳騎兵，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一舉消滅捻軍主力。

1865年1月起，僧格林沁所率領的騎兵開始圍剿捻軍，捻軍不與風頭正盛的清軍正面交鋒，而是從河南轉戰(zhàn)山東，清軍追擊而來，捻軍稍與其接觸便迅速撤退，雙方打打停停，捻軍從河南轉移至山東，清軍也尾隨而至。

此時的僧格林沁還信心滿滿，他給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寫道：捻軍已經窮途末路，估計接下來會放手一搏，清軍可以充分發(fā)揮騎兵優(yōu)勢，一舉殲滅捻軍主力。

但事態(tài)并未按照僧格林沁預料的方向發(fā)展，易步為騎后的捻軍在機動性方面已經不弱于清軍，而兩人同騎一馬這樣的“野路子”甚至會讓捻軍在快速轉移時比清軍更具優(yōu)勢。

與其說捻軍是在被清軍追著跑，不如說捻軍在有意迷惑和引導清軍，僧格林沁所預料的捻軍反擊確實時有發(fā)生，但這遠不是他所認為的那種孤注一擲的拼命死斗，捻軍選擇的反擊地點往往是清軍騎兵難以施展的地點，清軍追擊數月，不但沒殲滅捻軍主力，反而一直在被捻軍牽著鼻子走。

5個月來，捻軍在河南、山東、江蘇等地來回轉移，清軍在長大數千公里的之路上耗盡了力氣，僧格林沁本人也是筋疲力竭，甚至胳膊已經累得已經握不動馬韁，只能將韁繩綁在脖子上來御馬。

清軍的疲態(tài)被捻軍敏銳捕捉，在這場清軍與捻軍之間的狩獵游戲中，捻軍因為戰(zhàn)術運用得當，已經從獵物蛻變成了獵手，而這一局勢的變化，還在夢中的清軍卻渾然不知。

絕殺

1865年5月，捻軍成功將清軍引入黃河水套地區(qū)，這里的河流與密林可以極大地抵消騎兵的優(yōu)勢，在5個月的轉移作戰(zhàn)后，捻軍終于決定在山東菏澤曹州府的高樓寨地區(qū)擺下天羅地網，等著清軍來鉆。

5月18日午，清軍分西、中、東三路進攻，捻軍也分三路應敵，西路作戰(zhàn)清軍占優(yōu)勢，中路作戰(zhàn)捻軍占優(yōu)，西路捻軍稍向后撤，清軍盲目追擊，結果被中西兩路捻軍夾擊，西路、中路清軍均開始敗退，剩下的東路清軍士氣受到極大動搖，也開始潰敗。

在后方督戰(zhàn)的僧格林沁見如此敗象，只得收攏兵力在一處廢棄的莊園完成集結，企圖平險固守，但是捻軍并不著急進攻，而是將清軍團團圍住，并通過挖塹壕來遲滯騎兵的機動速度。

眼看自己引以為豪的騎兵優(yōu)勢就要在捻軍的壕溝戰(zhàn)術面前蕩然無存，僧格林沁不得以帶著親兵趁著夜色突圍。

但捻軍又豈會放他輕易走脫，外圍捻軍在清軍突圍時也開始收緊包圍圈，僧格林沁在親信的保護下雖然勉強突出重圍，但在突圍過程中墜馬，失去坐騎的“僧王”只得步行逃竄，極為狼狽。

次日，筋疲力盡的僧格林沁在一處麥田中躲藏時，被一名年僅16歲的捻軍小兵發(fā)現，這個年輕士兵手起刀落，顯赫一時的“僧王”血染當場。

僧格林沁的死直接改變了滿清政權的權力格局，清廷希望通過扶持自己的八旗子弟來壓制漢人重臣的愿望徹底破滅，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統(tǒng)治集團不得不與漢人新貴們開啟更加深入的合作。

就個人而言，僧格林沁勇敢、勤奮、忠誠，符合一個良臣明將的所有特征，但歷史似乎并未因為他的這些品格而眷顧他，甚至連給他一個轟轟烈烈的結局都舍不得。

站在更高維度上看，僧格林沁所代表的八旗軍事貴族早已在優(yōu)渥的生活中腐化，他們所奉行的弓馬騎射戰(zhàn)術也隨著熱武器的應用而快速落伍。

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總會以殘酷的方式結束人們不切合實際的幻夢，既然僧格林沁與滿清統(tǒng)治者拒絕在英法聯軍的炮火中覺醒，那么等待他們的就是被騎著驢和騾子的捻軍戲耍、殲滅的屈辱結局。

歷史長河中從不缺乏失敗者的委屈與憤恨，時間老人穩(wěn)步向前，不急不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