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五篇

書法經典鉤沉·三國時期書法·禪國山碑

篆隸突圍：《禪國山碑》的書體嬗變與蘇建的筆墨實踐

詩文/盧秀輝

禪國山碑歌

篆冷立皋禽，碑壇鎮(zhèn)碧潯。

瑞龍銜詔降，后土啟玄陰。

董奉朝儀肅，周承敕令深。

穹崖鐫浩氣，斷碣隱奇琛。

筆溯殷前紀，鋒藏禹舜沉。

橫鉤含隸意，豎勒帶楷音。

折若昆刀切，圓同楚璧斟。

枯藤纏嶂隙，驚鵲躍松林。

夢自星芒淬，形隨岳岱嵚。

風雷視劃界，日月暗移簪。

四面環(huán)罡陣，雄文繞魄心。

密疏參斗柄，俯仰應瑤琴。

裂帛痕猶勁，崩云勢未喑。

苔浮匡鼎色，雨蝕漢廷祲。

漫漶神逾旺，蒼茫韻可尋。

蘇卿遺鐵腕，吳帝失君鬵。

虛頌祥麟誥，空傳彩鳳襟。

丹青凝紫靄，孤憤寄哀吟。

金石鳴幽壑，春秋鑒古今。

楊評夸健骨，康譽舉高岑。

鄧叟通其奧，缶翁研以忱。

章臺畿甸跡，亭護圣賢箴。

封禪蹤俱渺，籀銘術難侵。

精魂輝九域，殘字耀千歆。

豈掩墨光溢，雖逢世道湛。

功過推盡去，藝事竹籬臨。

多少天涯改，貞姿永昭森。

引墨

孫吳天璽元年（276年）的宜興國山，一方環(huán)刻四壁的巨碑破土而立。彼時晉朝勢力日盛，渡江南下之勢迫在眉睫，而孫吳因吳末帝孫皓昏庸殘暴，官民怨怒沸騰，政局岌岌可危。極度迷信的孫皓將吳興陽羨縣地震后的“白龍騰空”等異象視作上天庇佑的祥瑞，派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赴當地舉行封禪典禮，封離墨山為國山，立《禪國山碑》以粉飾太平、鞏固統(tǒng)治。這方承載著政治功利目的的碑刻，實則在漢隸向魏楷嬗變的關鍵節(jié)點，劃出了書體轉型的清晰軌跡。 

漢魏書風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裂變，秦篆的規(guī)整、漢隸的雄渾與初萌的楷意相互碰撞，《禪國山碑》以四百三十余字的篇幅，完成了一場跨越書體界限的筆墨實驗。它并非單純的瑞應紀功之作，更像是漢字在書體桎梏中尋求突破的宣言，其筆墨間的每一處轉折，都藏著書法史演進的深層密碼。

碑刻書丹者為孫吳文臣蘇建（生卒年不詳、字號無考），時任中書東觀令史（掌東觀藏書校訂、文獻編纂，需深厚經學與文字功底）、立信中郎將（榮譽武職，彰顯政治忠誠，暗合孫吳“以文輔武”體制），他的雙重身份賦予其書法創(chuàng)作深厚的文化積淀與鮮明的政治語境。

方圓相濟的書體融合之道

《禪國山碑》的書法成就，首推其在體勢上的大膽革新，這也是蘇建書法實踐的核心突破。它以秦篆為骨，結體上極似秦篆的莊重規(guī)整，如“大”“光”“秀”“月”等字，深得先秦篆書遺韻；又以漢隸為筋，突破漢隸程式化的方整格局，將篆之圓渾與隸之方勁熔于一爐，形成獨樹一幟的方圓相濟之態(tài)。其用筆介于秦篆漢隸之間，起筆蒼勁如錐畫沙，落筆圓渾似玉柱沉淵，行筆圓轉中暗含方折，體勢方整里藏著圓融，讓字形既具篆書的莊重古樸，又得隸書的寬博開張。 

從整體氣象來看，碑文結體寬博疏朗，氣勢雄渾開張，沒有秦篆的拘謹刻板，也摒棄了部分漢隸的臃腫肥滯，較同期《天發(fā)神讖碑》更顯寬博渾穆、莊重圓勁。碑文字距行距雖無嚴格定式，卻在自然排布中形成錯落有致的章法，四面環(huán)刻的布局讓筆墨氣息貫通流轉，如江河奔涌一氣呵成，這種體勢革新不僅打破了書體間的壁壘，更拓展了篆書的表現空間，為后世篆隸結合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重要范式。 

但這種融合并非完美無缺。部分字形因刻意追求方圓兼顧，導致體勢略顯滯重，圓轉與方折的過渡偶有生硬之感，未能完全達到渾然天成的境界。尤其是碑文后半段，受篇幅限制與瑞祥名目羅列的影響，部分字形結體略顯松散，寬博之中少了幾分緊湊，氣勢上稍遜于前半段，這也折射出蘇建在迎合政治需求與追求藝術表達之間的微妙平衡。

古今嬗變的筆墨基因重組

《禪國山碑》的筆法突破，核心在于蘇建對古今筆墨基因的成功重組。它既傳承了篆書的裹鋒圓轉、藏鋒起筆，結體上深得周秦遺志；又吸納了漢隸的鋪毫行筆、波磔意味，橫畫起收筆處偶現“蠶頭燕尾”，帶有不明顯的隸意波磔，橫折筆轉角多呈九十度，不似秦篆那般純粹圓轉，“口”形結構多上窄下寬，兩側豎筆直而外斜，束腰形用筆極少，暗合漢碑碑額篆書的基本特征。更隱隱透出楷書的方折鋒芒，在一筆一畫間完成了書體嬗變的時空跨越。 

其行筆節(jié)奏張弛有度，圓轉處如行云流水，舒緩自然；方折時似斷崖截壁，剛勁有力，雖純古秀茂卻不似《天發(fā)神讖碑》那般用筆怪異，風格更為傳統(tǒng)醇厚。受碑石凝灰?guī)r材質影響，部分筆畫邊緣因石質孔隙形成不規(guī)則鋸齒，意外強化了篆書的古樸韻味，形成毛筆難以模仿的“蝕刻效應”，讓碑文筆墨氣息飽滿，金石質感強烈，讀來如觀古鼎彝器，既見歷史的厚重，又感藝術的鮮活。 

不過，筆法的多元性也帶來了些許弊端。部分筆畫因追求三體融合，導致筆法辨識度降低，篆書的純粹性與隸書的典型特征被弱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書體個性的彰顯。此外，受刻工技藝局限，部分筆畫細節(jié)表現略顯粗糙，行筆的流暢度與細膩度稍欠火候，未能完全展現蘇建筆墨本應有的精妙變化。清代楊賓在《大瓢偶筆》中稱其“雖漫漶，而筆力尚在”，恰是對這種筆法特征與歲月痕跡的精準概括。

環(huán)刻形制的空間美學與政治隱喻

作為四面環(huán)刻的碑刻作品，《禪國山碑》的章法布局堪稱蘇建一場獨特的空間美學實驗，更暗含著對時代政治語境的回應。碑文由東北始，繞東南西三面再回于北，形成閉環(huán)式的閱讀動線，這種布局打破了傳統(tǒng)碑刻單面刻寫的局限，讓筆墨氣息在三維空間中循環(huán)流轉，營造出雄渾壯闊的整體氣勢，暗合古代“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將孫皓塑造為“受命于天”的合法統(tǒng)治者，成為權力表達的空間載體。 

從通篇布局來看，碑文疏密分布雖無嚴格的人為設計，卻暗合自然之道。石質致密處文字排布緊湊，似繁星密布；孔隙疏松帶則字距舒展，如朗月當空，這種因石制宜的排布方式，讓章法在自然隨性中透著匠心。四百三十余字環(huán)碑而列，字徑大小錯落有致，既保證了整體的統(tǒng)一性，又避免了單調乏味，形成了虛實相生、剛柔相濟的空間韻律。 

但環(huán)刻形制也帶來了一定的局限。由于碑文需繞碑書寫，部分字形為適應空間布局被迫調整體勢，導致整體章法的連貫性受到影響。此外，不同面的文字在氣韻銜接上略顯生硬，東面與南面、西面與北面的過渡處，筆墨氣息未能完全貫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章法的整體性與完整性，這也是實用功能對藝術表達造成的必然制約。

書體嬗變的活態(tài)見證與傳承影響

《禪國山碑》的書法價值，既在于其自身的藝術突破，更在于它作為書體嬗變活態(tài)見證的歷史意義，而這一切都與蘇建的創(chuàng)作實踐密不可分。在漢魏書風裂變的關鍵時期，蘇建以篆隸為基、兼容楷意的創(chuàng)作，清晰展現了漢字書體從篆隸向楷書演進的過渡形態(tài)，為研究漢魏時期書法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其筆法與體勢的革新，打破了書體間的壁壘，推動了書法藝術的多元化發(fā)展，對后世碑學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歷代書家對其贊譽有加：吳騫在《國山碑考·后敘》中稱其“筆勢醇古雋逸，綽有先秦二京之遺風”；陳鳣在《禪國山碑考·跋》中評價“篆法蒼勁古秀，深得周秦遺志，即同時皇象所書《神讖碑》，亦遠不能及”；楊守敬在《激素飛清閣評碑記》中盛贊“秦漢篆書罕有存者，惟此巍然無恙，玩其筆法，斷非后代所及”；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更是多次推崇，稱其“雅健”“筆力偉健冠古今”，將其與《天發(fā)神讖碑》并列為“吳碑四種”之冠，贊其“渾勁無倫”。 

清代碑學興起后，此碑更成為書家變法的重要取法對象，鄧石如從中悟得“以篆入隸”之法，吳昌碩篆刻刀法亦受其方折筆意啟發(fā)，明代安國收藏的宋拓《石鼓文》“先鋒本”也可見其影響。在歷史傳承上，乾隆年間唐仲冕清理坍塌石崖并修建禪國山碑亭，1982年被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經整理修葺，2001年晉升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經千年仍巍然無恙，成為現存最早的江南封禪碑。 

不過，從藝術純粹性來看，碑文因兼具歌功頌德與羅列瑞祥的政治功能，部分文字為迎合內容需求，在書法表現上有所妥協，未能完全釋放筆墨的藝術張力。蘇建作為官方文書的書寫者，其筆墨中暗含對皇權的妥協與調和，這種功利性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藝術價值的充分彰顯。而蘇建本人的生平在正史中記載寥寥，僅后世金石著錄散見其書法評價，雖身影模糊，但其藝術實踐卻通過碑刻永恒流傳。

余墨

《禪國山碑》的書法藝術，是蘇建在漢魏書體嬗變途中的一次大膽嘗試與有益探索。它以秦篆為骨、漢隸為筋，方圓相濟的體勢、多元融合的筆法、環(huán)刻閉環(huán)的章法，在書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映照出三國時期文人在政治與藝術之間的掙扎與超越。其優(yōu)長在于打破了書體界限，拓展了書法藝術的表現空間，為后世提供了篆隸融合的成功范式；其缺憾則源于時代局限與功能需求，體現在筆法融合的生硬、章法銜接的不暢與藝術純粹性的不足。 

作為書體嬗變的活態(tài)見證，《禪國山碑》與蘇建的創(chuàng)作實踐，不僅展現了漢魏書法的多元面貌，更揭示了書法藝術“變則通”的發(fā)展規(guī)律。它證明了書法藝術的生命力在于兼容并蓄、勇于革新，這種精神至今仍為書法創(chuàng)作提供著重要的美學啟示。千年歲月流轉，碑石上的刻痕雖已漫漶，但其中蘊含的書體革新精神與藝術探索勇氣，連同歷代書家的贊譽與傳承，共同構成了其在書法史上不可替代的價值，至今仍熠熠生輝。

盧秀輝山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