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概念

文化適應指的是在持續(xù)面對面的跨文化接觸中，不同群體及群體成員所產(chǎn)生的改變，它通常被用來研究個體與新文化碰撞時的表現(xiàn)及其結果。雖然文化適應的現(xiàn)象在人類歷史上因民族遷徙或戰(zhàn)爭的發(fā)生而古已有之，不過對這一現(xiàn)象的系統(tǒng)性、科學性研究卻是始于20世紀初。1936年，美國人類學家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文化適應研究備忘錄》（Memorandum Study Acculturation），這一研究報告中，首次系統(tǒng)地明確了文化適應的定義以及文化適應的研究課題和研究方法，為以后的文化適應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理論基礎

當前，使用頻率最高的是美國人類學家Redfield給出的定義：“由個體所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發(fā)生持續(xù)的、直接的文化接觸，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fā)生變化的現(xiàn)象。”在此基礎上，西方研究者已提出多個不同的文化適應理論和模型。

（一）Lysgaard的“U型曲線假說”

Lysgaard認為，旅居者在美國的文化適應過程大體上經(jīng)歷三個階段，即最初調整階段、危機階段和再度調整階段，文化適應的過程依據(jù)文化適應者的滿意度變化呈現(xiàn)為U型曲線?？紤]到旅居者在重新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后，還要經(jīng)歷一個類似的文化適應過程，Gullahorn和Gullahorn將U型曲線假說擴展為“雙U型曲線假說”，又稱“W型曲線假說”。

（二）Gordon的“文化同化模型”

Gordon的“文化同化模型”區(qū)分了以下七種不同的文化同化形態(tài)，用以描述文化適應者在美國社會所經(jīng)歷的文化適應過程：第一，文化上或行為上的同化，指的是文化適應者學習和接受主流社會及其成員的典型文化特征；第二，結構性同化，指的是文化適應者和主流社會成員及組織建立起正式的聯(lián)系，比如加入了他們的團體、俱樂部等；第三，文化身份同化，指的是文化適應者接受并認同主流社會的文化身份，產(chǎn)生對主流文化和群體的歸屬感；第四，聯(lián)姻性同化，表現(xiàn)為文化適應者和客居國社會成員進行通婚；第五，態(tài)度－接受性同化，表現(xiàn)為文化適應者對主流社會和主流群體不再抱有偏見；第六，行為－接受性同化，其特點是文化適應者不再有歧視性意識；第七，公民性同化，其特點是文化適應者放棄了和主流社會群體在價值觀和權力上的斗爭。高頓指出，在文化適應者進入客居國后，會首先經(jīng)歷“文化上或行為上的同化”，比如學習和掌握客居國的語言和主流社會成員的典型行為方式。但是，文化上和行為上同化的發(fā)生，尚不能保證其他形式的文化同化也一定會相繼發(fā)生。相比較而言，“結構性同化”更有可能會促使其他形式的文化同化的發(fā)生。

（三）Berry的“跨文化適應模型”

加拿大學者Berry所提出的“跨文化適應模型”則是一個雙維的、適用于多元文化社會的文化適應模型。在這一理論模型中，文化適應按照適應者的態(tài)度被分為以下四種不同的類型：融合、分離、同化和邊緣化。對文化適應類型的確定取決于文化適應者對以下兩個問題的回答：第一，文化適應者是否希望保持自己原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第二，文化適應者是否希望和客居國的其他社會成員建立和保持積極良好的關系？然后通過“是”和“否”的組合將文化適應分成了四類：當個體不愿意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認同而接受主流文化時，就會采取同化方式；當個體既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認同又愿意與主流文化保持接觸時，則采用整合方式；當個體注重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認同而避免與主流文化接觸時，采取分離方式；如果個體既不認同原文化，又不想與主流群體有聯(lián)系，則其文化適應方式為邊緣化。當居民屬于整合和同化類型時，意味著文化適應程度高，且整合是四種類型中的最佳狀態(tài)；當居民屬于分離和邊緣類型時，意味著文化不適應。

（四）Ward的“文化適應過程模型”

文化適應既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狀態(tài)，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過程。在后一種理解中，文化適應的過程被證明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機制，既涉及心理層面的改變，也牽涉到社會文化層面的變化，既受個人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受社會因素的左右。新西蘭心理學者Ward在系統(tǒng)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文化適應過程模型”，集中概括了文化適應的過程以及各個層面的影響因素在Ward的模型中，文化接觸和跨文化遷移被視為一個人生活中的關鍵事件。它們帶來生活上的變化和跨文化接觸。這種新的經(jīng)驗對文化適應者來說，既可能會讓他覺得興奮和富有挑戰(zhàn)性，也可能會令他感到困惑和無所適從。不管怎樣，文化適應者通常來說（至少在最初的階段）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來應對新環(huán)境對他提出的要求。研究者在此常常采用“令人衰弱的壓力”或“社會能力缺陷”等概念來形容這一階段的情況。

三、發(fā)展方向

文化適應基礎理論中需添加積極心理學視角。積極心理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其核心觀點是關注人的積極的力量及品質從而使人達到幸福的彼岸。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積極心理學更關注探討人的積極發(fā)展因素，如希望、樂觀、感恩等因素對個體發(fā)展的影響，積極心理學認為這些積極發(fā)展因素的研究更有助于關注個體積極品質，從而更好地提升個體應對危機的力量。目前，在文化適應領域中，研究者還更傾向于應用傳統(tǒng)的消極心理學視角開展研究，對希望、感恩這類積極發(fā)展因素與文化適應關系的研究還較少。

文化適應模式理論仍需根據(jù)我國被試情況進行再探討。文化適應模型并無好壞之分，各有其適宜的群體及環(huán)境。所以，對于我國文化適應的研究來說，我們不能直接套用已有的研究結論，直接應用一維或二維的模式來對我國的各類文化群體進行研究，而是需要在分析國家對待這類群體的政策以及這類群體本身的文化特點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宜其自身群體特點的文化適應模式理論。

四、C刊范文

1．《中國境外經(jīng)貿(mào)合作區(qū)的文化適應性研究——以中埃·泰達蘇伊士經(jīng)貿(mào)合作區(qū)為例》，王淑芳、陳蒙、劉玉立、閆語欣，《人文地理》，2022-08-15。

2．《銀行集中度、文化適應壓力與企業(yè)家精神》，張雪蘭、楊瑞桐，《財貿(mào)經(jīng)濟》，2022-07-07。

3．《在華韓國人社會文化適應現(xiàn)狀及其適應性策略研究——基于廣州遠景路韓國人聚居社區(qū)的考察》，祁進玉、許政，《青海民族研究》，2022-06-25。

4．《老撾裔美國苗族的文化適應模式探析》，黃秀蓉，《世界民族》，2022-06-20。

5．《文化適應背景下留學生的日常行為空間特征——以英國伯明翰市中國留學生為例》，叢艷國、Dexter Hunt、魏立華、黃鐸、左凱迪，《人文地理》，2022-06-15。

6．《功能滿足與心理滿足：媒體國別差異對旅居者文化適應的影響》，林昱君，《當代傳播》，2022-03-15。

7．《論利瑪竇和李提摩太的文化適應傳教政策》，陳建明，《宗教學研究》，2022-03-15。

8．《文化適應理論框架下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信息素養(yǎng)影響因素研究》，索興梅、滕星，《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03-01。

9．《文化適應視角下境外生體育教育的文化傳播策略——以暨南大學為例》，鈕力書、劉運紅，《體育學刊》，2022-01-20。

10．《社會變遷與文化適應：以西雙版納傣族織錦技藝傳承與保護為例》，陳剛、范婕，《原生態(tài)民族文化學刊》，2022-01-01。

11．《社交媒體使用與跨國流動女工的文化適應——基于中越邊境云南河口鎮(zhèn)的考察》，葉春麗、徐開彬，《青海民族研究》，2021-12-25。

12．《17世紀西班牙在華方濟各會士的文化適應策略》，葉君洋，《國際漢學》，2021-12-20。

13．《我國北方三少民族社會變遷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文化適應的視角》，關宇霞、強健、張積家，《民族學刊》，2021-11-26。

14．《中學俄語課堂的跨文化意識培養(yǎng)——以文化適應為視角》，黃天德、馬少芬，《中國俄語教學》，2021-11-15。

15．《流動兒童的城市文化適應與主觀幸福感：一個有調節(jié)的中介模型》，張春妹、張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21-09-28。

作者：楊梓藝（科研寫作研究所編輯教研二室原學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