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座眾所周知的移民城市，一般像我們這個年齡都是第三代，我家是比較晚到的，是第二代。很多外地朋友可能不知道，上海在文化上是一個移民絕對強勢的城市，以前如果有人說自己祖上就是在上海，我們反而會說：哦喲，鄉(xiāng)下人。這種強勢，以至方言都不帶本地人玩的，上海話完全是一種移民語言，主要由蘇州話和寧波話雜交產(chǎn)品。所以，我估計在10年后，上海話里有安徽口音也會是很正常的。

一個國家一座城市

突然涌入大量新移民

是禍還是福？

春節(jié)期間，老羅在第一財經(jīng)中有個做菜的節(jié)目，做了一道小時候上海人年夜飯餐桌上常見的“懷舊上海色拉”，其中的色拉醬不用現(xiàn)成，用蛋黃調(diào)出來的，以前調(diào)色拉醬都是我們小孩子的活。很多外地的朋友很奇怪，這道西餐的菜式怎會成為上海人的傳統(tǒng)年夜飯。我在節(jié)目里說了下，這道菜是當年白俄帶來的。當時還提了一下，有關白俄的話題很有意思。

白俄帶給上海餐桌的除了色拉，還有另外兩道，羅宋湯和炸豬排。雖然說以前上海遺留的西餐廳不光是俄式西餐，更有名的淮海路紅房子是法餐，南京路德大是德餐，但影響最大的還是這三道俄餐，以至于認其為西餐正宗，小時候去德大和紅房子，吃的還是炸豬排羅宋湯和色拉。

相比猶太移民

白俄移民被嚴重忽視了

沒有了白俄移民

上海的很多特殊性

就無法解釋了

上海歷來是座寬容大度的城市。在半個多世紀前，她便接待容納過三個民族的無國籍僑民：俄羅斯人、猶太人，據(jù)說還有吉普賽人。

對猶太人在上海的歷史，現(xiàn)在很被重視，虹口的摩西教堂、猶太公園、白馬咖啡廳都一一復原，還有很多紀錄片電視劇都以這個做題材，但白俄在上海的歷史，卻很少有人在做這樣的整理，至少官方?jīng)]有太多的介入。我覺得吧，其中的倒不完全是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更多是因為俄羅斯文化的整體沒落。他們自己都沒作家寫這段歷史，讓我們怎樣去牽頭。這個和現(xiàn)在猶太人的強勢完全不同。但前后2萬白俄對上海這座城市精神上的塑造貢獻度遠遠大于2萬猶太人。

在上海被稱為“白俄”的，指的是20世紀上半葉，集中居住于上海租界，特別是上海法租界中的俄羅斯裔居民。因早期漢譯之“俄羅斯”、又被譯為“羅宋”，因此滬地的流亡的白俄，不論貴族平民，一概被貶為“羅宋癟三”。雖然嘴巴上叫“癟三”，但是，這些“羅宋人”還是對當時上海的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都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挠绊?，“羅宋湯”就是俄羅斯和東歐的菜品。

據(jù)統(tǒng)計，在1917到1920年間離開俄國的白俄移民人數(shù)估計在90萬到200萬之間。階層主要為士兵和軍官、哥薩克、知識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國政府的官員和俄羅斯內(nèi)戰(zhàn)期間各種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官員。

當然，大多數(shù)白俄是前往土耳其以及東歐的斯拉夫國家，例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另外一大批人則移居芬蘭、波斯、德國和法國。在柏林和巴黎都有較大的白俄聚集區(qū)。

在革命之前，上海的俄僑很少，總共也就有400多人，多數(shù)住在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北的提籃橋那一代，也就是俄羅斯領事館的附近。到上海的難民，大多是當時隨著在遠東的舊俄臨時政府一起出境的。

白俄也不是“十月革命”一開始就成了難民，蘇聯(lián)紅軍和白匪軍有幾年內(nèi)戰(zhàn)，到1922年蘇維埃政權(quán)站穩(wěn)了腳跟。舊俄臨時政府首腦下令，所屬軍隊向中朝邊境附近撤退，并讓所有自愿離境者隨同出國。于是這些白俄開始了苦難的難民之路。男男女女拖家?guī)Э?，隨著軍隊一起，人潮滾滾。沒錢的男女平民隨陸軍逃到了中國的東北，總共約有七千人左右。其后，跟隨而至的白俄輾轉(zhuǎn)到哈爾濱和東北各地，人數(shù)多達二十萬。

比較有錢的白俄投奔海軍買票坐船從海路逃亡。當時白俄海軍還有有大小軍用船只三十多艘，從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羅的海沿岸逃亡到濱海地區(qū)的白俄難民，又手舉盧布潮水般地涌上了船。

為逃避蘇俄紅軍的追趕，這三十多條戰(zhàn)船滿載九千多難民，駛往朝鮮元山港。在西方外交和輿論的壓力下，日本當局允許老弱病殘5300人上岸，暫居在元山海關的空屋中。武裝干涉蘇聯(lián)，日本有一份子，他退兵了總不能扔了原先的合作伙伴不管吧。后來在美國有大量的南越僑民，也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海軍中將斯塔爾克萬般無奈，只得帶領15艘艦船，載著三千多人向中國的上海駛?cè)?。船隊開到距上海100海里時，突然遭到強臺風襲擊，被巨浪打翻一艘。但當這14艘艦船終于馳抵吳淞口。這使中國官方和上海租界當局很為難，北洋政府立即下令，白俄難民一律不準上陸。

難民決定實施小股登陸，但都被中國官兵發(fā)現(xiàn)并送回。偷渡不成，白俄難民中有朋友和親戚在上海的便提出投親靠友。上海當局覺得這個理由不太好拒絕，于是，滬上軍政要人和中國紅十字會、美國駐滬紅十字會共同協(xié)商解決的方案。船上的糧食所剩無幾，燃煤已到山窮水盡地步，懇請中國當局允許難民上岸脫離苦海。上海當局根據(jù)北京政府指示，同意籌款賑濟，并當場認捐二萬元，供給燃煤2000噸、面粉1500袋，但仍要求難民盡早離滬。斯塔爾克力爭使中國政府接受700名少年孤兒士官生。幾經(jīng)交涉，中國政府終于同意白俄士官生和在滬有親戚朋友的一千二百多人在上海登陸，其余的人隨斯塔爾克分乘12艘較好的艦船前往馬尼拉。

哪知到了1923年3月14日，第二批白俄難民180人又到達上海。他們在朝鮮元山將乘用的俄艦賣掉，然后到日本轉(zhuǎn)乘“長崎丸”抵滬。

1923年6月28日，第三批七百名白俄難民又到了吳淞口并滯留不走。9月14日，由遠東哥薩克軍團首領格列博夫率領的兩艘戰(zhàn)艦又駛進上海長江口，中國海軍上前檢查，一看齊裝滿員全是哥薩克，馬上讓他48小時離開上海。格列博夫有哥薩克的彪悍，他拒不降下俄羅斯帝國的三色國旗，更不交出船上的武器。為達到離船登岸的目的，他派人分散乘小船自己設法混上岸去。真有一百余人偷登成功，他們拿出銀兩買通上海租界當局，在法租界租到一幢房屋，以登岸養(yǎng)病為名，讓哥薩克官兵24人一組，輪流上岸休養(yǎng)。格列博夫發(fā)現(xiàn)吳淞口浦東沿江有兩處房子，被稱作驗疫所閑置未用，就與江蘇特派交涉員許秋帆聯(lián)系，將兩所房子借給白俄難民輪流居住。

時至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難民進入了上海。又有大批一貧如洗的哈爾濱白俄也都輾轉(zhuǎn)到上海謀生，這些都是社會底層，讓上海當局非常頭疼。

正當白俄難民

苦不堪言時

轉(zhuǎn)機來了

1925年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5月30日上海舉行大規(guī)模罷工，發(fā)生“五卅慘案”。這時北伐軍已攻占漢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上海租界當局急得火燒眉毛。格列博夫敏銳地發(fā)現(xiàn)，他指揮的遠東哥薩克仍是一支很有戰(zhàn)斗力的部隊，可供列強保衛(wèi)上海公共租界。格列博夫還帶領上海租界頭目實地察看，列強大員也大吃一驚，這些剽悍的哥薩克到上海三年有余，但尚武之風依然未減，天天進行軍事訓練。留在上海的原士官武備學校的學員也都每天黎明集合操練。

上海租界當局正緊急從外籍雇員里選拔青壯年，組織“萬國義勇隊”，于是撥出?？?，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籌組“俄國義勇隊”。這筆錢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數(shù)千白俄從死亡線上掙扎了出來，成為“萬國義勇隊”的主力。

這些原哥薩克官兵住在營區(qū)被免費供給膳宿，還能支付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雇員，生活一下子變得相當優(yōu)裕。不久后，上海萬國商團的俄國分隊被擴大為俄國聯(lián)隊。其他白俄僑民發(fā)現(xiàn)這是個機會，也紛紛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國駐上海總領事格羅謝求援。此時上海許多工廠、企業(yè)停工，急需召募人員。格羅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難民代替罷工的工人和職員。大多數(shù)白俄難民找到了工作，得到了較為優(yōu)厚的報酬。那個年代，上海工人的收入不低的，看過資料，楊樹浦電廠的工人，一個人的工資可供全家老小6、7口人安安心心地過日子。大批滯留在哈爾濱的白俄得此消息，也紛紛南下到上海謀生，致使上海的白俄達一萬三千多人。

隨后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中，“白俄義勇隊”幫助蔣介石。為獎賞白俄在上海萬國商團的“卓著表現(xiàn)”，蔣介石政府和租界當局準許他們成為上海的合法市民；還把沒收的俄國三色國旗作為一種榮譽交還他們，作為萬國商團俄國聯(lián)隊的隊旗。格列博夫也成為上海俄僑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從此白俄難民在上海站穩(wěn)了腳跟。1929年，中國和蘇聯(lián)在東北邊境發(fā)生武裝沖突，就是少帥張學良的中東路事件，在哈爾濱的白俄又有一千三百多人南下進入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僑總數(shù)為1.5萬到2萬人。一半居住在法租界。

雖然上海租界是一個相對自由與安全的地方，白俄難民還是生存艱難，由于蘇俄政府在1921年廢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們?nèi)际菬o國籍者，他們中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旅行證件，只有國際聯(lián)盟簽發(fā)的南森護照。與在華的其他外國人不同，他們不享有中外條約賦予的治外法權(quán)的特權(quán)。

而且，由于他們不具備在上海這個國際城市謀生的最基本的技能——掌握英語，無法在外資企業(yè)中得到像樣的職位；由于不通漢語，又不善于從事體力勞動，也無法同中國人競爭。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計有多達85%的上海外國罪犯都是俄國人。很多俄國婦女投身于娛樂業(yè)、舞蹈色情業(yè)等，前幾年，有部電影《伯爵夫人》，我沒看過，大家有時間可以找來看看。

經(jīng)歷了許多困難，到30年代中葉時，上海的俄國社區(qū)不僅維持了強大的凝聚力，而且確實開始在經(jīng)濟上和文化上走向繁榮。辦學校、辦報紙、造好幾座東正教教堂，有一所教堂很漂亮，在新樂路襄陽路口，現(xiàn)在還完整運營，大家經(jīng)過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籃橋一帶站穩(wěn)腳跟后，都設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集中在霞飛路中段，所謂的小俄羅斯區(qū)域，開設服裝店、面包房、咖啡館，使得霞飛路淮海路成為上海最浪漫最繁榮的一條商業(yè)街。有外地朋友到那一帶，這邊叫長春食品商店，這個叫哈爾濱食品廠，賣的東西和東北特產(chǎn)也沒大關系，而且還是老字號。覺得挺奇怪的。要說明下，這些當年不是東北人開的，是在東北待過的俄僑開的，賣的都是西式點心。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些和華人中下層混居的白俄

原先可都是伯爵子爵的

帶來的上流生活方式

深深嵌入到上海百姓日常中

這就是所謂的“小資情調(diào)”

同樣是法租界，相比徐匯區(qū)，我更喜歡盧灣區(qū)一些，徐匯那邊武康路、湖南路雖然是高端，但深宅大院的，街上走多了會乏味，但盧灣區(qū)的城市界面感覺就很親切，有相互交流的內(nèi)容。如果當年沒那些俄僑咖啡館面包房的，這種城市形態(tài)也難以形成。

白俄絕大部分分散居住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眼下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汾陽路、岳陽路那一大片狹長的地區(qū)之內(nèi)。岳陽路小花園還有個普希金銅像，就是當時建的。

而白俄在生活上，卻比其他西僑更需要融入華人社會。這樣的華俄混居，應該對霞飛路的氣氛影響很大，因為沒有獨大的勢力，所以也比較兼容。這也可以解釋霞飛路雖是高尚地段，卻很接地氣。這裡有寧靜的住宅區(qū)，也有便利的商業(yè)街；有高級店舖，也有低廉的羅宋餐廳。這個就是上海的小資情調(diào)的出處。

當時霞飛路中段—帶(從現(xiàn)在的襄陽南路向東至思南路)是法租界的商業(yè)中心地段，而由俄僑開設的各種店鋪又占了相當?shù)谋戎?，有珠寶店、服裝店、飾品店、鮮花店、鐘表店、呢絨店、漁獵用品店、西洋古玩店……其中更多是和飲食有關的店家：俄菜館、咖啡館、糕餅店和酒吧。

老上海還記得“海燕面包廠”的名字，其前身就是一家俄式面包房，解放后才改名為海燕食品廠，今天淮海中路的上海食品廠，以生產(chǎn)奶油裱花蛋糕著名，原廠址在陜西南路，就是由“白俄”在1930年創(chuàng)辦的。

“光明照相館”后來公私合營改名為“人民照相館”，也是俄僑開的。還有幾個現(xiàn)在上海人依然熟知的品牌：“信誼大藥房”、“正章洗染店”以及“西比利亞皮貨”，也都是當年“上海白俄”留下的產(chǎn)業(yè)。《色戒》原型故事的朋友，應該都記得這樣的情節(jié)，湯唯為了伺機刺殺易先生，把他騙進了“西伯利亞皮貨店”。

上海的白俄中除了中小貴族、領主和帝俄官兵以外。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樂家、舞蹈家和畫家。在他們的帶動下，歌劇、芭蕾舞在上海盛極一時。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樂隊成員大部分都是俄國人。1934年，工部局交響樂隊的45名隊員中，有24名為俄國僑民。

還有不少俄僑音樂家任教于中國的最高音樂學府——國立上海音樂?？茖W校，如鋼琴系主任、大提琴系主任、聲樂系等，他們培養(yǎng)了一批出色的中國音樂家。

上海一下子白賺了這么多世界頂級的藝術家啊，把中國的藝術水平大大往前推一把。要知道，俄羅斯文化最輝煌的就是19世紀，在葉卡捷琳娜時代突然爆發(fā)，從普希金開始，到托爾斯泰結(jié)束。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應該算是絕響。期間還有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但過后就突然沒落了，這最后一棒在上海被接住了。

在上海流亡的白俄

創(chuàng)造的俄羅斯東方文化

一直被有意地忽略

對上海來說

世界頂尖的藝術家們

給普羅大眾掃盲西方藝術

培養(yǎng)出終生的興趣

一般而言，在那個年代，藝術還沒能被商業(yè)化的時代，僑居海外的人士中，藝術家都是極少的。近兩萬名白俄在上海定居后，他們的文學藝術才能得到了超常發(fā)揮，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俄羅斯東方文化。這個有興趣可以研究下去，絕不止左聯(lián)這些。

有一個劇在上海特別有群眾基礎，其他城市基本沒有。這就是話劇，安福路話劇藝術中心基本上場場都滿，這個氛圍就是當年白俄帶出來的。當時在“巴黎大戲院”就是后來淮海電影院，現(xiàn)場是時代廣場了一直在演俄國話劇。曹禺的《雷雨》，第一場女主角繁漪就是俄國藝術家演的。

還有芭蕾舞，當時培養(yǎng)了一批中國和白俄芭蕾舞演員組成“俄國歌舞團”，在蘭心大戲院演出。

在上海的兩萬多白俄中，其余的大多數(shù)人所從事的職業(yè)還是不甚高明的。俗語說“恨人富貴憎人貧”。嘲笑貧窮，成為許多城市居民中的共性。當時上海市民給那些白俄中的窮人起了個名稱：“羅宋癟三”，并且逐漸由貧窮階層引伸到所有白俄僑民。這稱呼延續(xù)了好多年，直到解放后由于這稱呼有蔑視“蘇聯(lián)老大哥”之嫌，這才沒人敢這樣叫。

上海比較體面的辦公室女性工作，大多被精通英語的猶太女人壟斷，例如張愛玲在《惘然記》中寫道的：“上海生長，進的也是當?shù)氐牟涣蓄崒W?！钡乃_門小姐?；鶎影锥砼?，只能從事諸如咖啡店女侍、戲院帶位員等服務工作；當然，操原始本錢做妓女維生，是最簡單的方式。

上海解放后，那些白俄仍是照舊工作和生活，境況并無改變。由于當時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需要盡速培訓大批會俄語的人員，不久便開辦了上海俄語?？茖W校，吸收了一批有文化知識的白俄進校擔任教師，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diào)整之后，又遴選了一部分白俄分配到各校教授俄文，一批原來俄僑小學中的教員教起了中國的大學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