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并綿延十四年，咸豐六年（1856年），太平天國運動尚未平息之時，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與法國趁中國太平天國運動之際，以亞羅號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為借口，聯(lián)手進攻清朝政府的戰(zhàn)爭，所以被英國人稱為“亞羅號戰(zhàn)爭”（The Arrow War）。

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艦隊襲擊大沽口。大沽炮臺失陷，英法聯(lián)軍進犯天津。咸豐九年（1859年）6月，英、法、美率艦隊炮擊大沽。提督史榮椿率守軍還擊，擊沉擊傷敵艦10艘，斃傷敵軍近500人，重傷英艦隊司令何伯，史榮椿戰(zhàn)死。咸豐十年（1860年）8月，英法聯(lián)軍18000人，由北塘登陸，進占天津。9月，清軍在僧格林沁帶領(lǐng)下在北京通州八里橋迎戰(zhàn)英法聯(lián)軍失利。清文宗咸豐帝攜皇后、懿貴妃等離京逃往承德。10月13日聯(lián)軍從安定門攻入北京。10月18日，英法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搶劫焚毀圓明園。英法聯(lián)軍在北京城郊搶掠燒殺近50天，京郊皇家園林如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暢春園等均被付之一炬。

清文宗下詔曾國藩，帶兵勤王

面對八旗的連連失利，咸豐帝一面向避暑山莊逃竄，一邊急詔曾國藩帶兵勤王，北上抗擊英法，并點兵讓湘軍名將鮑超帶兵，詔書曰:“克日赴京交勝保調(diào)遣，勿得借詞延宕，坐視國君之急”。

愛新覺羅?奕詝

攘外必先安內(nèi)

此時的湘軍正在和太平軍在安慶激戰(zhàn)。安慶自咸豐三年（1853年）6月為太平軍占領(lǐng)后，是僅次于天京的政治、軍事中心。咸豐八年（1858年）5月九江失陷后，又成為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湘軍便可直窺天京。太平軍為了救援安慶也是絞盡腦汁，先有陳玉成率軍西征湖北，后有心不在焉的李秀成象征性地從江西進軍湖北，洪仁玕也是親臨安慶城下。陳玉成在折回安徽之后，與湘軍在安慶城下對峙了一年有余。

當(dāng)時，湘軍正在進攻安慶，鮑超是湘軍主力，對手是太平軍名將陳玉成。在曾國藩看來，一旦帶兵北上，那么就將前功盡棄，太平軍將獲得一段休養(yǎng)生息的時機。所以曾國藩選擇了集中力量安內(nèi)，并沒有立即北上勤王。

寧與洋人 不予家奴

為什么曾國藩會這么選擇？其實很簡單，就是當(dāng)時從皇帝到官僚們都抱著一種寧與洋人不予家奴的觀點，對于英法聯(lián)軍，完全抱著打一場勝仗，就趁機罷兵言和，如果打不贏大不了多賠點錢的心態(tài)。寧與洋人，不與家奴。太平軍是來要命的，洋人不過是來要錢的。

即使曾國藩真的從安徽戰(zhàn)場撤出主力，北上去救援北京。千里迢迢，除了太平軍，北方還有捻軍，以及各地的起義軍，湘軍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根本沒有條件北上。

曾國藩

其次，此時的咸豐帝已經(jīng)派恭親王奕?在京負責(zé)議和，按照清政府的一貫作風(fēng)，議和不過是對洋人提的條件照單全收，很快就會結(jié)束，到時候如果北上，不但趕不上與洋人一戰(zhàn)，連現(xiàn)有的戰(zhàn)果也沒了，曾國藩很有可能會被拉出來安上個馳援不利，或是指揮不利坐看賊兵做大的罪名重重打上一頓板子。

再說，曾國藩對西洋人有著相對比較清楚的認(rèn)識。作為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漢族官僚，曾國藩很清楚中、西方在軍隊的戰(zhàn)斗力和戰(zhàn)術(shù)理念都有很大的差異，以湘軍實力很有可能也會重蹈僧格林沁覆轍，只不過會比他死得好看點，所以曾國藩選擇了不北上，繼續(xù)圍困太平軍的策略。

拖字訣！

但作為晚清頭號忠臣來說，抗旨不遵的罪過實在太大了。曾國藩的幕僚——李鴻章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注意：“按兵請旨，且無稍動”，其實就是一個“拖字訣”！于是，曾國藩按兵不動，故意延遲10天，回復(fù)朝廷，鮑超帶兵不足以勤王，建議朝廷在曾國藩和胡林翼兩人中選一個。等了幾天果然就傳來了議和成功的消息，所以自始至終湘軍都沒有和洋人交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