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文學(xué)作品，中國人總能背誦上幾句，但是蘇軾的政治生涯可不僅僅是歷史課本上簡單的幾句話，不過總結(jié)起來也不復(fù)雜，總體上蘇軾的政治生涯有“三起三落”，都與王安石變法密切相關(guān)?？赡苁侨松錆M了多次大起大落，蘇東坡的靈魂的感受比別人更敏銳，他用曼妙的詩詞表達(dá)內(nèi)心的不安和憂愁。我是通過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第一次讀到這句“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這句詞很容易從字面釋意：靜謐的夜晚，受傷的鴻雁還是收攏著翅膀不肯高飛；皎潔的明月，驚起的喜鵲依然無法安心落在枝頭上。從讀到這句起，我就深深喜歡上了這句詞，始終把它作為我的網(wǎng)名昵稱。我們都像那傷鴻，如那驚鵲，即便有片刻的安寧，仍警惕的四下觀望，每一絲風(fēng)聲、每一處樹影都讓我們疑神疑鬼，神經(jīng)處于無休止的緊繃狀態(tài)。

提起蘇軾，我們固有的印象是一名宋朝的豪放派詞人，留下后人傳頌的詩篇中，表述樂觀豁達(dá)的詩詞我們都能不假思索的都能背誦上一句，諸如“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但是表達(dá)自身內(nèi)心惴惴不安的，我卻只讀過“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一句，或許這才能反映出一個真實的蘇軾，一個一生中“三起三落”的蘇軾。

蘇軾人生中第一次“春風(fēng)得意”是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他22歲時參加科舉考試，他的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核心觀點就是“立法從嚴(yán),施法從寬”，這種觀點強調(diào)“疑罪從無”在當(dāng)下也不過時。后來這篇策論被收入了《古文觀止》，這篇策論使他名震京師、脫穎而出。這次科舉也可謂是“神仙打架”，不僅有蘇軾、蘇轍兄弟，還有同為從唐宋八大家的曾鞏，開創(chuàng)理學(xué)的二程——程顥、程頤，還有因“橫渠四句”名傳千古的張載等人。這次科舉可謂是中國文史上最群星璀璨的一次考試，名列前茅的蘇軾起點不可謂不高?？贾羞M(jìn)士后，蘇軾的第一個職務(wù)是陜西鳳翔府判官任職3年，后任職史館，再到杭州做通判，然后到密州任太守(公元1074年)，時年38歲，后來又轉(zhuǎn)任徐州太守2年，湖州太守3個月?？梢钥闯?，蘇軾剛步入仕途的那幾年是呈逐級上升的態(tài)勢，倍受朝廷的重用。

元豐二年即公元1079年，蘇軾并沒有想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大難臨頭的導(dǎo)火索竟然是因詩而起。蘇軾極為反感因王安石變法的執(zhí)行過程中諸多流弊，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xiàn)的弊端以詩詞的形式進(jìn)行批評和諷諫。蘇東坡反對變法，新黨李定和舒亶等人為蘇軾羅織罪名，一心想置他于死地。蘇軾當(dāng)年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被關(guān)押在御史臺130余天。而烏臺就是御史臺的別稱，為何稱為烏臺也是有一段歷史典故的：據(jù)《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野烏鴉數(shù)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亦稱“柏臺”，蘇軾人生中第一次落魄事件，“烏臺詩案”由此得名。幸因宋太祖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又因宋神宗愛惜蘇軾的才氣，他才算躲過一劫，被貶到黃州去。蘇軾到任黃州后，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等千古名篇，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郁郁之情。公務(wù)之余，他帶領(lǐng)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蘇軾在此時起的。

蘇東坡的第二次回到權(quán)利的中心，東山再起是在公元1085年4月，此時宋神宗駕崩，10歲的哲宗繼位，皇太后攝政盡廢王安石新法，史稱“元祐更化”。任用司馬光為宰相，舊黨復(fù)位也使得蘇東坡青云直上。從戴罪之身的從八品升到正三品，躍升了12個官階，蘇東坡用了17個月。這時的蘇東坡沒有剛中舉的時候春風(fēng)得意了，歷經(jīng)風(fēng)霜的蘇東坡清醒的認(rèn)識到太后和司馬光全盤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并不可取，由于政見不合，蘇東坡很快迎來的第二次人生低谷。這次低谷算是蘇東坡主動知難而退，一再主動請辭外放。公元1089年7月至公元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個月。

蘇軾第三次起落，還是離不開新、舊黨爭。蘇東坡公元1091年3月回朝，當(dāng)了7個月的吏部尚書，然后出任潁州、揚州太守，再任兵部尚書1個月、禮部尚書9個月。這反應(yīng)出了當(dāng)時宋朝政局的極端矛盾，一方面，太后對蘇東坡極為賞識，希望他作為與新黨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蘇東坡認(rèn)識到朝局積弊，新黨的改革還是存在益處，并不想全盤否定新黨政策，當(dāng)權(quán)者對蘇東坡，愛恨交至?？梢哉f，清醒者反而落不得好下場，不選邊站隊只能被當(dāng)成“墻頭草”。紹圣四年（公元1093），支持新黨的太后駕崩，18歲的宋哲宗親政，繼承神宗遺志推行新法。但哲宗親政時期，改革并沒有成為中心，新黨反而把打擊舊黨，作為首要任務(wù)，黨爭愈演愈烈。此時，蘇軾又被劃入“舊黨”之中，一貶再貶。先把蘇東坡降為定州太守，上任1個月又被貶到遙遠(yuǎn)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零6個月;再貶，被貶到更遠(yuǎn)的海南儋州。

東坡先生的一生，起起伏伏，輝煌過、失意過。先不提在文壇造詣多深，他的政治生涯可從來沒順利過，坎坷的一生始終與黨爭相連，與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格格不入，用我們后人的眼光來看，蘇軾像是一個“新、舊”黨爭的過程中一個理性的旁觀者，始終以辯證的角度看變法的優(yōu)劣——既肯定變法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推進(jìn)軍隊建設(shè)所帶來的積極意義，又否定變法中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yán)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法等帶來的弊端。身處在一群“殺紅眼”的人群中，一個理智的人往往顯得特立獨行，這才是蘇軾一生坎坷的重要原因吧。

蘇軾晚年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