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壽山

回望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時許，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從這一莊嚴的時刻起，飽受戰(zhàn)火紛擾磨難的四萬萬同胞，當家做主站起來了。

干部、職工的收入分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對城市里干部、職工的工資收入分配，實行“供給制”和“薪金制”兩大板塊。

“供給制”是建政初期，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行的免費供給生活必需品的一種分配制度。

享受“供給制”的對象，主要為1949年9月30日以前參加革命的人員，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以及共產(chǎn)黨領導的各類革命武裝或組織。這部分人員（地司級以下）原則上不分職位高低，按家庭人口數(shù)量，不論大人小孩，每月每人發(fā)給一定數(shù)額津貼費（當做日常零星開銷及零花錢），而食物、房租、水電、學費、托幼費、醫(yī)療費等均由國家全包。

國家機關食堂的工作用餐，按照干部職級分為小灶、中灶、大灶。不同灶別的餐食標準和用餐方式不盡相同，小灶為單雙人席，中灶為8人桌，大灶為大食堂。（注：司局級小灶、處科級中灶、科辦員大灶）

所以“供給制”之后又叫做“包干制”（略加調(diào)整)，它沿襲了延安時期濃厚的戰(zhàn)爭年代共產(chǎn)主義性質(zhì)分配制度色彩。

享有“薪金制”的對象，基本上為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參加革命工作的人員，還包括雖然在此前參加革命工作（因北方一些省份先于10月1日解放），但沒有在當?shù)貞?zhàn)時加入革命隊伍的工人、干部。對所有這部分人員，一般按照其工作職位崗位、技術技能、文化程度等，核定相應的工資待遇。

“薪金制”又稱為“工資制”，他們的家庭成員，不具有“供給制”家庭成員那樣“全包干”的優(yōu)渥待遇。

單從表象來看，“薪金制”每月到手的錢似乎高于“供給制”，但所有的日常生活支出全得從薪水開銷，實際上“供給制”的隱性收入與福利待遇遠高于“薪金制”。

至1955年，國家取消了“供給制”，全面實行統(tǒng)一規(guī)范的干部、職工工資制度。具體是：行政干部1—26級，技術干部1—17級，技術工人1—8級；教師、醫(yī)生護士、文藝界另有行業(yè)部門的工資級別。

1956年《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國務院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

行政干部和技術干部的級別，數(shù)字越小級別越高；技術工人數(shù)字越小級別越低，稱為“倒級差”。這三種工資級別在一定的級別段，又形成較為復雜的對應關系，例如：行干25級對應技干16級對應技工2級、行干19級對應技干10級對應技工8級……

相同級別之下的工資標準，“技工”高于“技干”高于“行干”，拿行干22級、技干13級、技工5級為例，月工資分別為56元、58元、60.8元（各地區(qū)各行業(yè)有差異）。再往上走，技工比同一級別技干、行干的工資高出一兩個級別，那時在單位上一個7級工、8級工，受人尊崇的程度不遜于領導。

行政級別除了對應自身的職務，亦對應著部隊軍官級別，如：行干21級（科員）對應正排級、行干17級（正科）對應正營級、行干14級（正處）對應正團級、行干11級（正廳）對應正師級……（注：15級副團、16級準團；12級副師、13級準師）

“中干”（中級干部）系行干的14—17級；“高干”（高級干部）分為10—13級、6—9級、5級以上、1—3級幾個層次。

那時，大學本科畢業(yè)，轉(zhuǎn)正定級的工資技干13級，相當于技工的5級，很是耀眼，但大學生畢竟不多。大學專科畢業(yè)則相當于技工4級。

青年中小學生伢子進工廠企業(yè)當工人，視具體工種有兩年三年不等的學徒期，月工資16—20元，期滿轉(zhuǎn)正為1級工，次年定級為2級工，月工資三十五元上下，像1958年以后至60年代初參加工作的人，因受“文革”經(jīng)濟停滯的影響不調(diào)整工資，2級工一當就十多年，到1977年末才晉升為3級工。

至于讀了中等技術專業(yè)學校（中專)，畢業(yè)轉(zhuǎn)正后的技干16級，也僅是對應2級工，與技工彼此彼此。

另外，由于革命老干部當年都還年輕，四十來歲而已，他們身居各級領導崗位，普通民眾缺乏晉升空間，對他們的情況知之甚少。這也就是后來這許多年，一些人對過往渾然不知，一味留戀過去所謂“貧富差距不大”的緣由啰。

普通市民真實生活水平

由上推見，這些四五十年代出生，如今年齡七十上下的普通民眾，“改開”前的月工資，大抵為：少則三四十元，多則五六十元。

以夫妻雙職工、月收入八十余元、三個孩子，這種處于中游偏上的家庭為例，每月伙食費60元，水電煤房租10元，還有茶葉、牙膏、肥皂等零星開銷，以及分攤到月的學費、衣物添置費等等，絕大多數(shù)家庭都是“月光族”，只求不欠債，不寅吃卯糧就謝天謝地了。遇到家中鍋爛了，熱水瓶膽炸了，燈泡燒了、小病買藥等這類“額外開銷”，尤其是湊到了一起，那就捉襟見肘（長沙叫做“打背弓”），此刻或許就背上債了。

除了未婚階段的單身職工，極少有人在銀行有存款。單位工會的困難補助，條件十分嚴苛，非天災人禍，一般的難處申請不上；單位辦的“儲金會”（也叫“互助會”），由職工按月自行存入兩三元不等，供急用時支取，不超出十來元的上限。收入少、人口多的單職工特困家庭，主婦就給人家倒馬桶、洗床單被套衣服，學生伢妹子就去工地挑土、河邊挑砂、碼頭扛活、推板車，掙點辛苦錢貼補家用。

如此收入，使之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只能維持在貧困線，處在那種以求溫飽的狀態(tài)。平民百姓的日常消費，可以歸納為十六個字：“節(jié)衣縮食，精打細算，勤儉節(jié)省，避免欠債?！?/strong>

物價高低系一種相對值，低收入下它與人們的實際購買力及生活水平狀態(tài)呈正相關。這很多年，一些年長的“過來人”，罔顧事實，不負責任地向年輕人夸大與曲解，說那時候物價如何的低、貧富差距如何的小，避而不談收入低、購買力低、生活質(zhì)量低，缺衣少食的困苦，不經(jīng)意間傳遞著虛假信息。

以致后來許多年輕人，以訛傳訛、偏聽偏信，認為“物價好便宜”“一分錢可以買好多東西”“你們那時候存了好多錢吧”……這種誤傳誤導，客觀上讓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產(chǎn)生盲目追高、困惑與不滿。

我們這一兩代人不會忘記，尤其在三年困難時期，人們食不果腹，饑餓難忍，吃了上頓愁下頓。但整個社會不允許老百姓有任何的經(jīng)營活動，否則視為“擾亂市場，投機倒把”，予以處罰甚至追究行政或刑事責任。

我家雖然收入高于好于一般家庭，但“自由市場”三元一斤的大米、十元一斤的菜油，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只能從“黑市”高價購買，弄得還是入不敷出。無奈之下只得把家里暫且“多余”的物品，拿到街邊擺地攤變賣幾個錢。

一天夜晚，繼母和我拿著家中一個舊鋁制品水壺和幾樣小物件，放在火車站旁邊的馬路邊，被市場管理人員弄去他們辦公室，要沒收這些東西。我繼母欲去奪回，被幾個人推搡倒地。

還有一個星期日，繼母讓我拿著老外婆兩件舊斜襟上衣賣掉，我剛在坡子街湖南湘劇院附近路邊擺放好，走來兩個警察，問我怎么是女人衣服。我說是家中老外婆的，還主動掏出《學生證》以證清白，他倆看看也不像臟物，就呵斥我快走，不然就要抓去坡子橫街的派出所。

前不久一位作家寫舊時的坡子街，我不無感慨的留言道：記得那時坡子街派出所在坡子橫街吧……不然，無此經(jīng)歷，我是不知道的。

被制約下的衣食住行

改革開放前，社會物資匱乏，市場零售商品短缺，人們經(jīng)濟收入和購買力水平低下，直接制約著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 衣：穿舊衣服，補丁摞補丁

票證制度之下，一人一年布票一丈二尺，僅夠做一套布便裝外衣褲的布料。家庭里年歲大的老人，多半執(zhí)意不肯添置衣服，省下布票給子女孫子女用。一個家庭有幾個孩子的，總是給老大購置新衣，老二、老三穿舊的，搞“接力賽”。

布票不夠怎么辦？答案是：“辦法總比困難多?！?/p>

工人們常年穿著工廠里發(fā)的工作服，把布票節(jié)約下來給家人。工廠里發(fā)的勞保用品，節(jié)省下來紗手套拆成線，用毛線針編織背心、圍巾、風帽、內(nèi)衣褲，有的還買回染料染成自己喜歡的顏色。勞保用品的口罩，拼接成一床薄被子，既能蓋又能墊，因為床單和棉花都要憑票。

百貨商店還售出一種“假衣領”，免布票且便宜，穿在外衣里襯托出來，給人的直觀似一件襯衣。

有些心靈手巧的家庭主婦，會把磨爛磨毛了的上衣領子、袖口、下擺，縫制包卷出齊整的“鑲邊”，把孩子穿短了的衣袖、長褲“藝術處理”，接上一截不同顏色的布料，酷似少數(shù)民族的服飾。

“越窮越光榮”的年代，穿舊衣服、補丁摞補丁的衣服是一種常態(tài)。

除了補綴舊衣褲，主婦們還會制作全家大小的布鞋，打襯殼子做鞋面，用密密麻麻的針線納布鞋底。穿破了的襪子也是需要縫補的，襪子的腳趾和腳后跟處容易磨破頂爛，常常就把新襪子這兩個部位，先用比較結實的小塊碎布縫在上面，延長襪子的使用壽命。

床單、被套、蚊帳、帽子、圍巾、布鞋、布袋、書包、毛巾甚至洗碗布，都在“縫補”的范圍。而補塑料涼鞋，得先準備好一塊大小適合的塑料，用一條廢鋼鋸片燒紅，掌握火候，把斷裂處粘連起來。這屬于“技術活”，一般由男人承擔。

那時男女青年談戀愛，男孩的媽媽常會詢問這個女孩編織毛線的水平技巧，會不會針線活，也算是婚前期的一項“面試”吧。

幾十年間，服裝的款式趨于簡約單一，其流行色幾乎都是藍灰黑，除了與人們的低收入和憑票證有關，還受制于把講求穿著歸咎為“腐朽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這種社會大環(huán)境。

七十年代中后期，的確良、的確卡、錦綸、尼龍等化纖織品進入市場，人們在“穿”的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寬松紓解。通常而言，每個家庭成員，春夏秋冬四季，里里外外的服裝就那么幾套，鞋子就那么兩三雙。這些年，我愛人晚上在賀龍體育館東廣場跳廣場舞，幾位女舞友家里，各有一百多條連衣裙、短裙和幾十雙鞋子。

那時，商店服務行業(yè)大都是女營業(yè)員，曾經(jīng)流行這么一句順口溜：“百貨公司妹子一枝花，蔬菜公司妹子豆腐渣，肉食公司妹子兇巴巴。”雖說是調(diào)侃，但這個順口溜還是有它的來由，例如：百貨商店棉布柜的營業(yè)員，可以免票買到緊俏花布的“布尾子”；肉店的營業(yè)員能夠買到幾乎不上柜的排骨、筒子骨；菜店的營業(yè)員可以預留緊俏的蔬菜小品種，如紅椒、茄子……她（他）們在貧困之下能夠惠及自己和親友，后來才被視為微不足道的“特權”，卻正是普通民眾中“開后門、走后門”的早期版本。

• 食：糧食不夠，吃了上頓愁下頓

我十三四歲時從北京到長沙定居。解放初期北京民眾的貧富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食”的方面，家境差的終年吃棒子面、雜合面做的窩頭或烙餅就咸菜疙瘩，喝碗小米粥算改善生活了，盼到過年才能吃上一頓餃子。家中經(jīng)濟條件好的，自然是大米、白面，面粉是“富強粉”（高于“標準粉”），大米是天津小站稻（每斤0.19元）、越南的“齊眉米”（每斤0.23元）等優(yōu)質(zhì)大米，包子、餃子、餡餅是家常便飯，早餐是牛奶、面包、雞蛋或豆?jié){、油條、燒餅。

到了長沙后，發(fā)現(xiàn)這個“魚米之鄉(xiāng)”的地方，大米比北京便宜多了：“特一米”0.135元/斤，“特二米”0.125/斤，“標一米”0.115元/斤，“標二米”0.105元/斤。還有一種“九八米”，0.098/斤，一到貨就被家庭貧困的市民搶光了。大多數(shù)市民購買“標二米”，家境好的購買往上兩個等級的大米。

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包括糧油、肉類、蔬菜在內(nèi)的食品，全都短缺，越是缺油少鹽，人就越餓。糧食定量不夠吃，吃了上頓愁下頓，常常夜晚一家人煮一鍋清水老蕹菜桿子充饑，否則會餓得肚子咕咕叫，通宵無法入睡。而高價的老蕹菜桿子也不是容易買到的。

凡是能充饑的副食品一律憑糧票。最經(jīng)濟合算的，就是花幾角錢買一小包糖精，能夠泡十多杯“糖水”喝，既解饞又刺激味蕾。國產(chǎn)白糖、紅糖均要憑票，不久幸有進口古巴砂糖免票供應，每斤0.76元。

一天我和一個小伙伴在西湖橋碼頭傳送帶端頭卸大米包，每人掙了1.4元，兩人好生高興，跑到南一門市部一人買了一斤古巴糖，坐在南門口街邊觀街景，把糖吃個精光。之后聽說好些人吃古巴糖傳染了肝炎，我們沒染上病，倒是“吃出”了哈瓦那、卡斯特羅、加勒比海危機（導彈）等這些“知識”。

三年困難時期，普通民眾處于同一條貧困線上，貧富差距似乎可以忽略不計，倒是蠻“公平”的咯。

1963年以后，國民經(jīng)濟全面好轉(zhuǎn)，升斗小民開始勉強吃上飽飯。隨后的文化大革命十余年，經(jīng)濟面臨崩潰。

直至改革開放后，人們才逐漸走向富裕，食物不斷豐富起來。豐衣足食的日子，讓老百姓注重飲食營養(yǎng)的同時，還輔以服用各類保健品，什么深海魚油、輔酶Q10、蜂膠、石斛、驢膠、人參……購買保健品動轍“一擲千金”，不少人還幾千幾萬地購買家庭保健儀器。

• ?。鹤庾」浚瑳]有私人房產(chǎn)

改革開放前，百分之九十幾的市民沒有私人住房房產(chǎn)，而那百分之幾擁有私人住房房產(chǎn)的人，系解放前的資本家，以及屬于“小康之家”，但按照政策不劃歸資本家一類的小手工業(yè)者小商戶。市民們一般租住市房產(chǎn)局的公房，其房源多為政府所沒收的舊官員、資本家的房屋和無主房屋（房主臨解放逃往港澳臺和國外）。

不過“沒收”也有政策界限，資本家的房屋只沒收“自住多余”的部分，舊官員不包括“起義投誠”人員。我的一位同學文立平，他的父親文于一在陳明仁手下任參謀長，是湖南“和平起義”的有功人員，他家在古稻田堂皇里的公館，就不在沒收之列。

我繼母前夫原是湖南省主席程潛的幕僚，跟隨其“和平起義”，解放軍舉行入城式的次日，他就把自家在中心點附近桐蔭里處，有圍墻庭院的私房和一輛雪佛蘭小轎車，主動交給軍管會。雖一再被告知不屬沒收對象，可他執(zhí)意交出，連收條也謝絕不要。

上面說的“公房”也就是公有住房，隸屬長沙市房地產(chǎn)局管理，局下面又分設區(qū)一級的房管站，一個房管員負責管理若干條街巷的“公房”。

那些年，公房分成甲級、乙級、丙級等級別?！凹准墶倍嗍枪賳T資本家的公館房，“乙級”是磚木結構的住房，“丙級”和“等外級”是土木結構、木板墻體、竹片抹灰墻體的房屋。

我家起先住在東魚塘街28號的公房，有院子、走廊、堂屋、廚房；后來住進游擊坪3號公館，前后小院、陽臺、廚房、屋內(nèi)紅木地板。這兩處都是甲級公房，每月租金十元左右。而面積相當?shù)囊壹?、丙級公房，月租兩三元、四五元的樣子?/p>

房管員的權力切不可小覷，誰家的房子需要維修，就得先報請房管員查看，由其做出決定后帶一位泥木工上門，此時的租戶早已擺好香煙、油炸花生米和幾兩小酒“恭候”……

乙級、丙級住房的地面有的是方磚、混凝土，有的就是泥土，每年春季就冒水爆漿；屋內(nèi)墻壁一般是糊著廢舊報紙，無從談及什么采光通透。普通市民家里的全部家用電器，就是一盞15瓦的電燈，有前后兩個小房間的，就把隔墻上部鑿個洞，掛上燈泡兩房共用。那時的住房通常都沒有廚房、衛(wèi)生間等配套設施。

甲、乙、丙三級住房之外，市民還有兩類住房：一是土磚、干打壘、竹篾墻，稻草、樹皮屋頂?shù)暮喡课?，多建在鐵路邊和城郊結合部，住戶系社會底層赤貧人口；二是單位住房和為解決住房難而規(guī)劃建設的城市居民點。

在我所知的印象中：五十年代的工農(nóng)橋居民點，六十年代末的臬后街居民點、解放四村掃把塘居民點，七十年代的人民新村、朝陽村居民點，改革開放初期的紅旗區(qū)居民點（規(guī)模之大有四十幾棟）和被冠以“河西開發(fā)前奏曲”的望月湖居民點。

歸納言之，人們幾十年間，均有著住公管房或私房、單位集體宿舍或成套宿舍、單位房改房及集資建房、市場商品房的不同經(jīng)歷，房子越住越大、越住越好。長沙這個地方冬冷夏熱，富起來的市民，還采用一種所謂“候鳥遷徙”的居住形式，盛夏酷暑入住貴州大山里的鄉(xiāng)間民宿，嚴寒冬日住進自家在海南島購買的或租住的海景房。

• 行：活動半徑不大，出門以步行為主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安步當車”，意思就是“權把走路當成坐車吧”。全民貧困年代的一般民眾，吃和穿是頭等大事；“住”，有個棲身之所則行。對于“行”，別說有何需求，恐怕連概念都不甚清楚。

居住在長沙鬧市區(qū)的市民，日常生活活動半徑不大，出門上街全靠雙腿步行，除了去伍家?guī)X、雨花亭、樹木嶺、新開鋪這些較遠的地方搭乘公交車，余下是舍不得花費那幾分錢車票的。上班一族，如果工廠離住處超出規(guī)定的距離，單位會給辦理“公交月票”，讓職工享受免費乘車的優(yōu)待。公交月票不限車次、距離，但只能持票人使用。

50年代長沙街頭

70年代長沙街頭

很多市民沒有乘坐過火車，更別說乘坐飛機了。有自行車的家庭少之又少，誰家有輛自行車，那附近幾十戶鄰居都知道。如果誰能從同事、朋友那里借上自行車騎一騎，那可就有天大的情面。

“改開”后的四十年間，許多家庭從開始有錢購買一百多元的自行車，到買回幾千上萬元的摩托車，再到擁有幾十萬、百余萬的小轎車，這種巨大的變化，當初的人們是無從奢想的。

長沙的民眾在閑暇假日，火車、飛機、輪船，境內(nèi)游西藏、新疆、海南……境外游東南亞、歐美、大洋洲……真正是達到了“行萬里路”的境界。

如今，長沙市地鐵“米字型構架、雙十字拓展”已經(jīng)形成，人們的出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便捷。

改革開放是重大的歷史性變革，也是社會的自我完善，它關乎國家的前途命運和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我并未在改革開放中賺錢發(fā)財，也不曾官運亨通，我獲得的是十四億人都享受到了的普惠。回望改革開放之前的歲月，是為著更加深情地擁抱偉大的改革開放。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