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8月21日，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雖時值盛夏，但在這座被康熙帝譽為“四圍秀嶺，十里澄湖，致有爽氣”的幽靜建筑之中，氣溫卻格外的宜人。

深夜的西暖閣內(nèi)，病榻中的咸豐帝，從昏迷中悠悠醒轉(zhuǎn)，只覺頭痛欲裂、渾身乏力，極度的虛弱讓他甚至連微微坐起都已無能為力。

趁著意識還算清醒，自知大限將至的皇帝急忙傳召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以及協(xié)辦大學(xué)士肅順等八位重臣入內(nèi)。此時的大清君主已無法握筆，只能通過口述，來傳達他生命中最后的諭旨。

伴隨著劇烈的咳嗽和喘息，中途又因體力不支而數(shù)次被迫停頓，咸豐帝終于無比艱難地將后事逐一交代完畢。

1861年8月22日，眼看東方漸白，“萬歲”天子卻再也熬不過這個漫長的黑夜，寅時，清朝第九位皇帝，愛新覺羅·奕詝龍馭賓天。

只是咸豐帝怎么也沒有料到，正是因為他臨終前的遺詔，會在日后掀起軒然大波，甚至改變了整個帝國的命運……

遺詔風(fēng)波

咸豐的遺詔內(nèi)容共分三部分，其一、 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

其二、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wù)；

其三、賜給慈安太后“御賞”印璽，賜給載淳“同道堂”印璽（慈禧代掌）——兩印均大行所賜，母后用“御賞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訖。凡用朱筆者，用此代之。述旨均用之，以杜弊端。

立載淳為皇太子，這是遺詔中最重要的帝位傳承問題，當(dāng)時咸豐僅有載淳一子，所以這第一條，屬意料之中，毫無異議。

安排八位顧命大臣“贊襄政務(wù)”，也可以看出咸豐的良苦用心，順治、康熙兩朝，幼帝沖齡登基時，均有重臣輔弼的先例。

但為避免出現(xiàn)多爾袞、鰲拜這種掌握權(quán)柄后裹挾天子的情況，咸豐將顧命大臣的人數(shù)進一步增加，這也使權(quán)力不會過分的集中于一人之手。

而御賜兩枚印璽，則是有意用后宮的力量介入，從而對八位顧命大臣形成制衡。

不得不說，即使在彌留之際，咸豐依然將帝國最重要的幾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條，但因為病起突然，時間倉促而考慮不周，所以必然有所疏漏，有些內(nèi)容甚至為日后的朝局埋下了致命的隱患。

首先，八位顧命大臣分別由四位皇族和四位重臣組成，而從血緣上來說與咸豐最為親近的六弟，恭親王奕訢卻意外落選。

另外，西太后慈禧的心機手段本就非常人可比，而咸豐生前又因為懶于政務(wù)，經(jīng)常讓她參與到批閱奏折等軍國大事中，無形中培養(yǎng)了慈禧的野心。

遺詔卻將嗣君的生母慈禧和皇帝的弟弟恭親王，完全排除在了核心決策圈之外。

而奕訢與慈禧這一對叔嫂，均是權(quán)力欲望極其強烈之輩，這樣的安排，無形中將帝系與后宮兩大勢力，推向了八位顧命大臣的對立面。

叔嫂二人命運相似，處境相同，在同病相憐的心態(tài)之下，必然會結(jié)成牢固的利益聯(lián)盟。

再則，既賦予顧命大臣“贊襄一切政務(wù)”的最高權(quán)力，卻又給兩宮賜下“御賞”、“同道堂”兩枚可以起決定作用的印章。

權(quán)利的分配混淆不清，既無主次之分，又乏輕重之別，在這種情形下，咸豐龍馭賓天不久，后宮與托孤大臣之間便爆發(fā)了第一次搶班奪權(quán)的斗爭。

初次交鋒

肅順在八位襄贊政務(wù)大臣中雖然僅僅排名第四，但卻是權(quán)臣集團的首腦與核心，而肅順與慈禧的關(guān)系卻是勢同水火。

1860年9月22日，英、法聯(lián)軍逼近北京，咸豐帝攜帶后妃近臣由圓明園倉皇北逃。

倉促之間，只從宮中準備了皇帝的車駕，其余隨行人員均是乘坐的民間臨時征調(diào)的馬車。

山路崎嶇、馬車破舊，而慈禧又養(yǎng)尊處優(yōu)受不得一路顛簸，于是便找到全權(quán)負責(zé)逃難事宜的肅順，要求設(shè)法尋找更為舒適的車輛。

肅順在咸豐朝晚期時已是權(quán)傾朝野，根本沒把慈禧放在眼里，而且慌亂之間千頭萬緒，哪里顧得上尋找馬車這些瑣事，便隨口應(yīng)付了一句到前面鎮(zhèn)子再說。

誰知到了鎮(zhèn)上，慈禧望眼欲穿，卻沒有等到新馬車，遣人到肅順處詢問，肅順正在心煩意亂，便厲聲對太監(jiān)喝罵道：荒郊野外，哪里找得到車輛，即便尋來，也要先給皇后（指慈安）使用。

肅順的這一番話，可謂傷害性不大而侮辱性極強，由此兩人便算是結(jié)下了仇怨。

而咸豐對自己這位“懿貴妃”的品性也非常清楚，在避暑山莊重病期間，便一直很擔(dān)心自己歸天之后，慈禧作為皇子生母，會弄出后宮干政的事情。

肅順本就對插手朝政的慈禧相當(dāng)不滿，瞅準了皇帝的心思，竟然進言要咸豐效仿漢武帝誅殺鉤弋夫人的典故，除掉慈禧。但咸豐心慈手軟，沒有依計行事，反而因酒后不慎將肅順的計劃透漏給了慈禧，史載“西后聞之，銜肅刻骨”。

朝堂權(quán)臣和后宮寵妃的矛盾進一步加劇，而正在此時，咸豐駕崩了。

肅順此際在熱河行宮大權(quán)在握，顧命八大臣又唯其馬首是瞻，更有先帝遺命“襄贊一切事物”的尚方寶劍，根本沒把慈安、慈禧和小皇帝載淳這幫孤兒寡母放在眼里。

所有軍政要務(wù)、往來公文，肅順擬好旨意后，便直接呈遞兩宮，他的用意很明顯，只要慈安、慈禧配合蓋章鈐印即可。

慈安性情溫和，寬宏大度，本身也沒有摻合政事的打算，因此也未將肅順的僭越無禮之舉放在心上，但慈禧可不是省油的燈，咸豐駕崩，也讓這個滿懷政治野心的女人看到了希望。

9月15日，慈禧暗示御史董元醇上奏，以“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沖齡”為由，懇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肅順、載垣等人浸淫官場多年，哪里會讓慈禧的小小伎倆得逞，當(dāng)即毫不留情地“擬旨痛駁”，言及“國朝圣圣相傳，從無母后聽政之例……”

慈禧見顧命大臣不肯就范，便利用手中權(quán)力，將折旨“留中不發(fā)”，希望以冷處理的方式蒙混過關(guān)。

豈料在掌控皇權(quán)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肅順等人態(tài)度異常堅決與激烈，竟以“決意擱車”即集體撂挑子作為威脅。

慈禧無計可施，只能無奈“將折及擬旨發(fā)下照抄”。

朝堂之上，肅順位高權(quán)重，后宮之中，慈禧勢單力薄，兩大勢力集團的初次交鋒，西太后因操之過急，貿(mào)然出手卻迅速敗下陣來。

兄弟鬩墻

慈禧深知在承德避暑山莊，自己是無論如何也斗不過以肅順為首的托孤重臣們的，有鑒于此，她便將目光投向了此時坐鎮(zhèn)北京，同樣郁郁不得志的恭親王奕訢。

奕訢為道光帝第六子，僅比登上皇位的咸豐帝奕詝小兩歲，奕詝年幼喪母，轉(zhuǎn)由奕訢生母靜貴妃撫養(yǎng)長大。

這兄弟二人雖非一母同胞，但從小即同吃同住，一起學(xué)習(xí)，朝夕相伴感情自然相當(dāng)深厚。兩人本有機會再次聯(lián)袂上演雍正帝與怡親王這樣的君臣絕唱，只是成年以后，二人因帝位之爭，成為潛在對手，心態(tài)和關(guān)系也難免會發(fā)生微妙的變化。

皇六子奕訢天資聰穎，弓馬騎射樣樣俱佳，因此深得父親道光帝的喜愛，但奕詝年長，再加上其師杜受田暗中謀劃，數(shù)次以“仁孝”之舉打動了道光帝，才最終在皇位競爭中獲勝。

面對這樣一個曾經(jīng)的對手，又處處強于自己的六弟，咸豐登基之初，難免有所防范，但隨著江山坐穩(wěn)之后，客觀來說，奕詝這個當(dāng)兄長的，對奕訢這個弟弟，還是相當(dāng)不錯的。

先是在咸豐二年（1852），將規(guī)模宏大的和珅私宅賞賜給奕訢作為王府，即后來相當(dāng)有名的恭王府。

咸豐三年，年僅二十一歲的恭親王又被破格授命在軍機處行走，而親王入軍機處，在有清一朝，也是相當(dāng)罕見的。

咸豐四年，奕訢成為宗人府宗令，相當(dāng)于代表皇帝管理整合愛新覺羅皇族。

隨著恭親王權(quán)勢日盛，君臣二人似乎又回到了親密無間、情同手足的孩提時代。

但不久之后，恭親王為其生母爭取封號的事情，卻最終成為了兄弟決裂的導(dǎo)火索。

咸豐十歲喪母后，即開始跟隨靜貴妃生活，而已育有皇六子奕訢的靜貴妃，對沒有血緣的奕詝也并沒有疏遠冷落，反而是照料有加，將其視如己出。

奕詝登基之后，養(yǎng)母滿心期待母憑子貴，身份能更進一步，但因其終非道光朝皇后，循祖制無法進封其為皇太后，所以咸豐帝只是按照常例給養(yǎng)母上了個“康慈皇貴太妃”的尊號。

殊不知養(yǎng)母對皇太后的身份一直耿耿于懷，卻又難以開口言明，終日為此郁郁寡歡，心結(jié)難去，最終落下了病根。

而作為親生兒子的恭親王，對于母親的心結(jié)所在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頭。某日恰巧咸豐帝向恭親王詢問養(yǎng)母病情，奕訢悲痛地回稟道：“母親病情沉重，但因為沒有皇太后的尊號，不愿就此離去。”

這本就是一個尷尬的話題，咸豐帝有心回避，只能趕緊“嗯、嗯”兩聲，表示知道此事，然后便轉(zhuǎn)身離去了。

但恭親王替母親討要封號心切，故意將這種不置可否的回答曲解為皇帝已經(jīng)口頭允諾進封一事。

隨即，恭親王自作主張，以最快的速度通知軍機處，擬寫冊封的圣旨，然后又讓禮部籌備冊封大典。

等咸豐獲悉消息時，冊封之事已是朝野皆知，所謂君無戲言，也只能默認了這個既成的事實，進封養(yǎng)母為“康慈皇太后”，但奕訢“假傳圣旨”的行為，不僅讓咸豐極為不滿，更觸動了當(dāng)朝天子的底線。

不久后的1855年，心愿已了的康慈皇太后壽終正寢，治喪之后，咸豐帝便以“辦理葬禮事宜，多有疏忽”的罪名，撤掉了奕訢所有職務(wù)全部，罰其到上書房讀書反省。

叔嫂密謀

曾經(jīng)權(quán)傾朝野的恭親王，轉(zhuǎn)瞬之間便成了無所事事的閑人，這種心理上了落差讓奕訢相當(dāng)難受，但倒霉的事還在后頭。

1860年英法聯(lián)軍進逼北京，咸豐帶著后妃近臣慌忙由圓明園出逃承德避暑山莊，卻將遠離中樞多年的恭親王推到臺前，讓其留在北京與列強交涉。

咸豐的舉動擺明了是將他這個六弟往火坑里推，但奕訢也只能硬著頭皮和洋人周旋，等咸豐駕崩于熱河之后，自忖勞苦功高又是帝系近枝的恭親王，滿以為能在新朝得以重用，誰知卻仍然被兄長以遺詔的形式，無情的排除在了權(quán)力核心之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恭親王接到了慈禧從熱河發(fā)來的密函。

其實早在咸豐駕崩不久，得到消息的奕訢便有些按捺不住，“奏請前赴熱河叩謁梓宮”，希望探聽情況。

只是同樣野心勃勃的顧命八大臣，知道恭親王來者不善，必有所圖，便以京畿重地“留守責(zé)任重大，毋庸前來奔喪”為由，拒絕奕訢前往熱河。

此時有了慈禧的授意，奕訢也不顧八大臣的反對，毅然動身前往承德哭祭咸豐，祭奠一結(jié)束，西太后便迫不及待地召見了這位遠道而來的小叔子。

同是天涯淪落人，叔嫂可謂相談甚歡，慈禧向奕訢透露了發(fā)動政變奪權(quán)并準備垂簾聽政的計劃，但又擔(dān)心列強出面干預(yù)，奕訢拍著胸脯承諾：“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

恭親王的表態(tài)打消了慈禧最后的疑慮和顧忌，叔嫂密謀長達一個時辰，因在熱河實在沒有能力扳倒輔政八大臣，遂決定由奕訢即刻返回北京，先行準備和布置政變事宜。

熱河是顧命八大臣的天下，甚至連兩宮太后和小皇帝都掌握在他們手中，正是這樣的心理優(yōu)勢之下，使肅順等人對慈禧、恭親王的聯(lián)手掉以輕心，同時也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zāi)，缺乏必要的防范和警惕。

祺祥政變

1861年9月23日，慈禧以小皇帝的名義，發(fā)布《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宮回京》的上諭。

肅順雖然以“京師空虛，貿(mào)然回鑾恐有不測”為借口阻止兩宮及小皇帝返回北京，但咸豐梓宮不可能一直停放在熱河，新君載淳也必然有回鑾的一天，因此在慈禧的一再堅持下，顧命大臣便只能勉強同意了回京的安排。

而從離開熱河的這一天開始，八位顧命大臣便一步步陷入了慈禧安排的陷阱之中。

八人被拆散成兩部分，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隨同兩宮及小皇帝間道回京，而肅順則負責(zé)護送咸豐靈柩，經(jīng)另一路返回。

9月28日，兩宮車駕抵達北京近畿，朝中大臣皆循例郊迎。此時好戲正式上演，慈禧當(dāng)著前來迎駕的滿朝文武，痛哭流涕，痛斥肅順等人在熱河期間飛揚跋扈，矯旨攬權(quán)。

通過第一時間的輿論宣傳，慈禧成功將肅順定性為欺君罔上，意欲圖謀不軌的亂臣賊子。

隨即，通知恭親王奕訢以迅雷之勢逮捕了護送兩宮的載垣、端華二人，并以小皇帝的名義，降旨免去顧命八大臣“襄贊一切政務(wù)”的權(quán)力。

北京畢竟不是八大臣只手遮天的熱河，奕訢又早與掌握京畿兵權(quán)的勝保密謀。載垣、端華兩位王爺，事先毫無防備，又沒有掌握兵權(quán)，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而處理載垣、端華的同時，慈禧又指派奕訢的親弟弟、醇親王奕譞趕到京郊密云，于半途之中將護送靈柩的肅順逮捕。接著便發(fā)布諭旨，宣布“垂簾聽政”。

至此，慈禧徹底掌控朝局，政變成功后，八大臣當(dāng)中“罪大惡極”的肅順被斬首，載垣、端華被賜自盡，其余五人或革職或流放。而恭親王奕訢則被授議政王。

1861年，按中國傳統(tǒng)干支紀年，為辛酉年，而政變時小皇帝載淳的年號是八大臣擬訂的“祺祥”，因此，這一歷史事件又被稱為“辛酉政變”或者“祺祥政變”。

奪權(quán)之后，慈禧經(jīng)大臣提議，廢除“祺祥”年號，以兩宮同治之意，改元同治。從這一年開始，慈禧垂簾聽政、獨攬朝綱近半個世紀，近代中國最腐朽、黑暗的時代，也隨之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