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固然輝煌無比，但是唐太宗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不足，那么貞觀之治的不足之處體現(xiàn)在哪里呢?.

　　貞觀時期的初唐處于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按照儒家經(jīng)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亂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chǎn)物。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后開始的。事變后的太宗急于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nèi)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jié)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征。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游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nèi)圣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后，想去游獵仍然會去;想修筑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筑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qū)m里學(xué)的。”太宗聽后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征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

　　至于他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征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征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蓖瑯邮窃谶@段時間，魏征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統(tǒng)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于徭役，關(guān)中之人，勞弊尤甚?！边€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征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征之后，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于甲胄，舟車倦于轉(zhuǎn)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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