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坪井九馬三主要有兩個身份。首先，他是“草創(chuàng)期學院史學的巨星”，自1883年執(zhí)教到1923年退職，在學院體系中心之東京帝國大學任職40年，前與德國史家利斯（LudwigRiess，1861—1928）、后與箕作元八一同締建并執(zhí)掌史學科，奠定了日本近代實證史學的基礎。其次，他被視為“私淑蘭克學統(tǒng)”，“堅持了德意志正統(tǒng)歷史學派的學風”，其《史學研究法》對于導入蘭克、伯倫漢的學說首居其功，不僅在日本具有示范意義，也譯介到中國，對史學界產(chǎn)生積極影響。其中，坪井取徑西學的地位與貢獻最毋庸置疑，也最為主流論述所偏重，坪井史學長期被窄化為單一面向。然而，近代意義日本史學的發(fā)端，除西洋理論與方法之舶來，也有傳統(tǒng)學術之延伸。大久保利謙稱學院史學為“新考證主義”，注意到考證學在日本自有其獨特的傳統(tǒng)，指出相較于一代人的對立，超越世代的一體性更應受到重視。坪井身上正體現(xiàn)了過渡時期的自覺，其史學的建構(gòu)、改易并非循著單線的歷史宿命，而是包含著不斷調(diào)試新舊、折衷東西的選擇。重新檢證坪井的文本與主張，探掘其思想的復雜性與內(nèi)在理路，有助于反省近代史學研究中一些習焉不察的預設，亦期提供一個觀察日本傳統(tǒng)史學轉(zhuǎn)化與近代實證史學重組再生的窗口。

明治以后日本歷史學的發(fā)展，同時存在兩種對立的趨向，一種基于實踐的觀點，善于選擇主題以探究歷史；一種以客觀認識歷史為目的，“擅長處理嚴密的歷史資料與闡述詳細的歷史事實，帶有考證的色彩”。學院史學屬于后者，在19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日本史學界的主流。“學院史學”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反而因其是“培養(yǎng)了大部分現(xiàn)代史學家的母體”，不易使人看清它本身的歷史性質(zhì)，故根據(jù)論者的不同，其概念的界定也不同。一般而言，亦稱為“實證主義史學”“官學學院史學”，指“以舊帝國大學為中心的研究體系和代表這些研究機構(gòu)的學者的治學方法”。“實證主義”表征其學術門徑與學風；“官學”抑或“學院”則昭示其與國家意志的親近，與民間史學的“在野”相對。東京大學（1886年更名為帝國大學）是最早的官立大學，也是學院史學的中心，故而東大史學科的設立、臨時修史局的移交、國史科的設立、史學會的成立及其機關雜志創(chuàng)刊發(fā)行等一系列事件成為學院史學創(chuàng)立的標志。

坪井與東大淵源頗深。1877年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yī)學校合并成立東京大學，原本就讀開成學校的坪井順理成章地考入東大理財科（經(jīng)濟學），1881年取得學位后又進入理科大學（理學部）修習應用化學。當時文科大學（文學部）設有兩個學科，第一科史學、哲學及政治學科，第二科和漢文學科。因史學教授難得，學生亦少，1879年第一科削除“史學”字樣，改為哲學、政治學及理財學科，但作為科目的史學課程仍在繼續(xù)。值此背景，經(jīng)濟學出身、應用化學在讀的坪井1883年被聘任為史學講師，這是其史學研究的起點。1887年，日本史學界發(fā)生了兩個重要事件，一是2月蘭克之弟子利斯受聘赴日，負責東大西洋近代史的講授，9月正式設立史學科；二是坪井苦于尚不具備專業(yè)史家的素養(yǎng)，為正式修習史學，赴德國留學。1891年，坪井留學歸來升任文科大學教授。1893年，文科大學正式導入講座制，西洋史相關課程被命名為史學地理學講座，第一講座由坪井擔任，利斯因其外國人的身份擔任第二講座。1902年利斯辭職回國后其工作由箕作元八接續(xù)。從1883年至1923年坪井退職，“東大接受了利斯、坪井、箕作與德國史學的洗禮”，三者形成了日本“西洋史學的第一世代”。與此同時，史學科雖冠諸通稱，其實質(zhì)卻為西洋史，日本的國史即日本史仍長期歸屬和漢文學科，按照前近代的研究傳統(tǒng)被劃歸為文學之一領域。直至修史館移交東大的次年，1889年重野安繹、久米邦武、星野恒共建國史科，日本史才獨立出來。同年在利斯的倡議下，史學會成立，機關雜志《史學會雜志》發(fā)行，初代會長重野安繹。最初只設編纂委員長重野安繹，編纂委員久米邦武、星野恒。1895年編纂委員會改為評議員，坪井名列其中。1917年星野恒去世，坪井繼重野、星野之后成為評議員長、理事長統(tǒng)率會務。在其“堅實的領導下”，《史學雜志》（1892年改名）成為“斯界之木鐸，最高之權威”。由學科創(chuàng)設時期的重要人物觀之，學院史學內(nèi)在傳統(tǒng)實際有二，一是利斯、坪井主持的史學科，移植蘭克學統(tǒng)；二是重野、星野等創(chuàng)立的國史科，代表漢學考證主義。兩者看似山迢路遠，卻因內(nèi)核趨近同一的實證指向而交相作用，“重野、久米、星野等先生以中國清朝的考證學研究歷史，與Riess（利斯）等的Science的歷史相結(jié)合，以此看待歷史，《大日本史》即江戶時代的勸善主義才迎來巨變”。坪井的思想，于兩者兼而取之，既有西方近代史學成分又接受傳統(tǒng)考證學傳統(tǒng)，這充分體現(xiàn)在他的《史學研究法》中。

《史學研究法》是坪井受邀到早稻田大學講學的講義，1903年正式出版。此前雖有下山寬一郎的《史學原理》，但篇幅較短且未完成；在晚清史學界非常流行的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在日本近代史學史上并無地位。故坪著被視為日本史學理論與方法的開山之作，此后同類著述大多出現(xiàn)在昭和時代。盡管1926年改版時坪井自嘲時過境遷，《史學研究法》已是“獨活之枯木”“樗樹之蘗”，但其開啟之功不能否認。該書“多以伯倫漢的歷史的概念為基調(diào)”，由于兩者的高度重合，齊藤斐章認為是書“源自伯倫漢（Bernheim）的Lehrbuch der Geschichts wissenschaft的意譯，以國史的材料為考證”。今井登志喜稱其“大體上以伯倫漢為基礎，但這是一部將之消化吸收、融會貫通，多以實例考求國史、不止于翻譯色彩的好作品。”坪井作為史學科（西洋史）教授，《史學研究法》卻傾注大量心血考求國史（日本史）。倘若進一步推究其考證的實例及史觀，則恰好集中地回應了修史館史家聚訟的爭議和主張。

修史館的前身國史校正局設立于1869年，是年明治政府發(fā)布《修史之詔》，為“辨明華夷內(nèi)外，扶植天下綱常”，計劃編修官撰國史。1877年改名修史館，1882年以重野安繹、久米邦武等漢學者為中心開始編纂《大日本編年史》。漢學內(nèi)部自江戶以降已經(jīng)產(chǎn)生朱子學與古學、考據(jù)學的分歧，這一分歧又在近代修史事業(yè)上繼續(xù)延續(xù)。重野初奉朱子學，后轉(zhuǎn)入古學及清代考據(jù)學一脈，由虛入實。他主持的《大日本編年史》從南北朝時代起筆，對以朱子學大義名分觀為基礎編寫的《大日本史》提出質(zhì)疑，批判的對象包括《大日本史》的南北朝記述、作為南北朝史中心史料的《太平記》、作為編修群體的水戶學派及其勸懲的歷史觀。1885年重野受官命調(diào)查、搜集史料，在復命書中即言：“修史的材料以古文書、日記為最高，從前史家所依據(jù)的大概是戰(zhàn)記物語類，取信經(jīng)后人之手而附加潤色之物，日本史上南北朝以后專存斯弊。”1886年在東京學士會上的演講更具體指出“《太平記》屬于物語一類，虛實相雜”，自此掀起波瀾。國學者內(nèi)藤燦聚以《〈太平記〉不是小說家之作說》提出反對意見，星野恒旋即作文《辯內(nèi)藤燦聚君之〈太平記不是小說家之作說〉》以反擊。1890年星野恒在《史學會雜志》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史學考究歷史編纂應精選材料之說》，繼續(xù)質(zhì)疑《太平記》的史料價值，久米邦武長篇連載《〈太平記〉于史學毫無益處》，激烈斷言“《太平記》是往昔下賤之人拼接的話本”，《太平記》的史料價值被徹底檢討并否定。此時的《太平記》儼然成為研判并確立史料原則的特殊范本。

對照坪井《史學研究法》中考求國史的實例，其議題、主旨、立場與重野等批判的要點首尾相援。坪井多次論及《太平記》，明確定位該書為物語，倡議不要直接引用書中的敘事及材料。談到如何判別史料的確實程度時，以《太平記》為例，分析其成書時間、編者、場所皆不可靠。反之，對《梅松論》持肯定態(tài)度?！睹匪烧摗肥潜背帉懙氖窌?，重野等向以《大日本史》沒有采用北朝史料為據(jù)，批駁其只是“私論偏見”，而《史學研究法》反復強調(diào)《梅松論》等北朝史料的價值，復原鐮倉古地理時援引《梅松論》作討論，剖判楠木正成戰(zhàn)術時也以之為參考。此外，重野等批判尤為猛烈的是《大日本史》中對楠氏等南朝功臣的美化和虛飾，坪井論述偽造古文書時，即以楠木正儀的偽文書為例，參以當時的外史記述、公家日記，用了較長的篇幅精細考證，進而推斷“《正儀公事實書》上所寫的事，并非當時的事實，而且從正儀本人來看，也不是所謂《事實書》中儒者風度的人”。南朝的另一功臣兒島高德，重野斷定其出自《太平記》作者的虛構(gòu)，引發(fā)學界、民間輿論軒然大波，因此被冠以“抹殺博士”的稱號。坪井則在討論史實之“可疑”時，以兒島為個案，論證其相關的“確鑿的證據(jù)物一個也沒有”?！妒穼W研究法》出版時，重野、久米因筆禍事件已退走東大，坪井也談到“今日的史家已經(jīng)不再議論”，但他仍著力于國史，再再考求修史館史家批判的核心議題，似可視為一種遙相回應。

二

《太平記》成為攻訐之中心，其實牽演出更深一層的討論，即“史學與文學”之爭。日本歷史上，歷史物語、軍記物語，即西岡虎之助所謂“物語風史學”或坂本太郎所謂“物語風史書”，正是出現(xiàn)在六國史之后官修國史廢止的背景，此后史學更明顯地受到文學的影響，真實與虛構(gòu)的界限被模糊混淆。重野等修史館史家受命編纂新史，以實證為依歸，勢必要予以批判和清算。而且，從學科性質(zhì)來看，日本的國史長期從屬于漢學，因此，為了從史學、文學未分化的狀態(tài)中取得史學尤其是國史的獨立，也必須以決絕的姿態(tài)排除“文學”。重野、久米諸人詰責《太平記》時已顯露輕視文學之意。重野評價物語、戰(zhàn)記類“悅?cè)酥?，婦人小兒易記”；久米稱《太平記》顛倒是非，讀之妨害智識；星野恒等還發(fā)表了糾彈《保元物語》《平家物語》的文章。物語而外，史書類如賴山陽《日本外史》也被納入討論，重野謂：“山陽富于文才筆力，能達觀時勢，成就了一部佳作，為世人所稱譽，然而惜哉，其引用的文書沒有確切證據(jù)，大肆宣傳謬誤之說”?！度毡就馐贰废碛袠O高的聲譽，是鼓動幕末維新勤王的精神之作，重野直言其文筆出色而考證不足，已屬尖銳評價。他更進一步指摘文筆、文才浮而不實，“一切歷史都以選擇引用書為第一要沖，巧言令色、花言巧語者，大多是虛飾。”針對這種輕視文學的論調(diào)，國文學者芳賀矢一主張文學、史學當各自確立評判標準：“古時歷史與文學同體，而今好歷史卻不一定等同于好文學，或言作為歷史被非難的，作為文學可能是美好的，蓋文學與歷史批評的標準實而不同?！?/span>

在“史學與文學”的討論上，蘭克也以“嚴謹?shù)仃愂鍪聦崱弊鳛槭走x法則，批判司各特（W.Scott，1771—1832）《昆廷·達沃德》，主張離棄小說避免一切虛構(gòu)和幻想而書寫真實，厘清史學與文學的邊界，稱歷史敘述被“允許發(fā)揮空間狹小并且需要平實樸素的言語”。但蘭克同時也肯定文學之于認識史料、描述史料的功用，承認史家需要藝術的天才與天分。蘭克本身具有古典文學、古典語言學的知識背景，大學畢業(yè)后又在中學教授古典文學與歷史，文辭優(yōu)雅，尤其人物描繪細膩生動。他的學生吉澤布雷希特（W. Giesebrecht，1814—1889）說他“作為敘述家是最突出的”；他的批評者克羅齊（B.Croce，1866—1952）評價他是“行云流水，使人賞心悅目的敘事者”；古奇（G. P. Gooch, 1873—1968）則認為他后期作品中那種“燦爛文筆和現(xiàn)實主義描寫”消失了。盡管后世不乏“蘭克排斥優(yōu)美文筆”的解讀，但在日本的學院派史家中，利斯、箕作皆對其文才極為推崇。利斯稱：“蘭克之描寫美妙，生動活潑又中正而不歪偏，是讀者所公認的。這是蘭克著作最有價值的性質(zhì)之一，也是其聲價永遠不變之所在”，并借由對蘭克的評價，坦露史家理應具備的素質(zhì)包括“卓絕的史料解釋”及“詩人的天才（套用蘭克之語）”?；髟肆魧W時受教于蘭克，回國后又奉利斯為師，嘗言：“我的老師利斯先生說，蘭克與歌德有許多相似處”，“唯蘭克的想象受歷史事實的限制”；他本人亦稱許蘭克敘事優(yōu)秀。

相較利斯、箕作諸人，坪井更傾向于重野等修史館史家的主張，甚或更為激進。1895年坪井在帝國文學會第一屆大會上演講“史學與文學”，開宗明義提出“史學與文學全無關系”。此處“史學”指近代科學史學；與文學有關的是以前的史學，有兩個源頭，一是“謹嚴的官撰正史”，如中國的正史；二是小說、物語，如希羅多德的歷史、左丘明的歷史，又如日本的《平家物語》和《源平盛衰記》。兩者皆非真正的史學。真正的史學是什么？坪井認為是兩者的綜合：“第一種第二種歷史綜合起來的歷史有謹直之處，也有暗迷之處，宛如夢中怪物一般，因時代的遠近，材料的多寡，精粗的程度不定，普通讀者是很難理解它的，蘭克的歷史便是如此。雖然比史官的記錄有趣，卻不能膾炙人口?！逼壕m將兩種歷史進行了綜合，將“蘭克的歷史”視為真正的歷史，但字里行間對蘭克的文筆并不高看。他認為文學“借助才筆增添光彩”，“博得社會好評，使讀者愉悅的同時卻也使其誤信謬傳誤脫”。史學則依據(jù)材料考求真實，不甚講究文辭、修飾，以致閱讀的美感、流布的程度相形遜色。坪井躬行實踐，《史學研究法》及教科書《西洋史要》等皆以簡單直白的口語體撰就。據(jù)東大學生追憶，坪井訓辭中還有類似言辭：“……入學不久，以該校長的名義，發(fā)表的一篇訓辭中有'文學等同于琴書’這樣的句子，這在學生之間曾一度成為話題。訓辭的要旨記不清了，大概是史學、哲學是學問，而文學和琴書一樣，是有閑人的Dilettantism的意思。這是文科大學校長的意見，難怪文學科的學生吃驚或憤慨?！@些問題現(xiàn)在反而是微不足道的言論，只不過是當時學者或一般文化人如何評價文學的一個標志?！贝搜晕疵馔鞒C過激，有失偏頗。

《史學研究法》中進一步批判舊史，按史學的不同發(fā)展階段，分作“物語”“鏡”“史學”?！拔镎Z”采用散文、韻文的敘事形式，“有近似小說的部分，也有作者的臆斷言論”，沒有經(jīng)過調(diào)查或考證，雖偶有佳品，但“不好的幾乎與歷史小說無異”?！扮R”這類歷史“本著懲惡勸善、興利除害的考慮而寫，尤其是為主宰一國政治的君主，或是那些宰輔之人提供古代政治實例的知識與經(jīng)驗，治國當如何、治民該如何，是為了訓誡而寫下的歷史”。此又與重野等批判勸懲的歷史不謀而合。重野在史學會創(chuàng)會演講時，指明日本史學的方向，批判過去歷史的“執(zhí)筆者動輒以名教為導向，枉顧事實”，“違背了書寫世態(tài)的歷史本義”，歷史唯有書寫實際，才是公平之見、公平之筆。坪井與重野立場一致，否定傳統(tǒng)史學的大義名分和資治訓誡，反對史學成為宣揚名教、懲惡揚善的工具。

坪井與重野等修史館史家之同聲相應，源于他們共同秉持的實證精神。坪井極其厭惡傳統(tǒng)漢學中重議論而輕事實者：“一直以來在漢學流的學者中，所謂識見，流行的是以自己的理想為基礎任意議論的主張，認為議論越精妙則識見越高，自許為詩人。以前就有所謂史家的論贊等，大多是這一類，根本沒有史學上的價值?！敝匾俺欣^清代考證學與日本古學，他教諭弟子 “夫經(jīng)史之學，宜據(jù)考證以明大義。若鄙棄事實，徒騖空遠，功豈易致”，強調(diào)治學須以事實考證為基礎。重野也不拒斥西學，他勠力于在時局變化中改良漢學，與利斯共事時多聽取其意見，后世多認為他也受蘭克史學影響：“重野的'史家之心，至公至平’與蘭克的 '如實直書’相重疊，這給重野帶來了勇氣”。由是觀之，學院史學移植蘭克史學的同時亦轉(zhuǎn)化更新固有的學術，達成了東西考證史學的合流。

三

明治時期的史學，一面欲與舊史學劃清界限，一面謀求在臨近諸學科的競爭中占得一席，“語言、博物、社會、政治、倫理、美術各科學競相擴張各自專業(yè)的科學范圍，削弱史學”，坪井謂其危險局勢“宛如戰(zhàn)國亂離時期群雄割據(jù)”。為賦予史學以新生，博得科學之位置，坪井將史學切分為表里二端，“諸科學皆具二相，史學亦有二相，二相究竟為何，純正、應用是也，純正史學是斯學之表面，應用史學是其里面，諸科學皆具此表里兩面方為完璧。”純正、應用的分類并不鮮見，一度流行于理化學科。東大成立伊始化學科分設純生化學、應用化學，坪井即畢業(yè)于應用化學科。1886年森有禮起草《學政要領》又提出“學問分為純正學（Purescience）、應用學（Applied science）二門，都是國家的必須之學，純正之門小即足矣，應用之門則必須為大”，這一概念逐漸由理擴展至文。史學領域，1891年井上哲次郎在史學會月例會上演講“東洋史學的價值”，謂“歷史大致分為兩類，人民一般閱讀的歷史和學者之間研究的歷史?！?893年坪內(nèi)逍遙將東大畢業(yè)生分為史料批判派（考證派）與應用史派。系統(tǒng)論述純正史學、應用史學的是1894年坪井發(fā)表的《關于史學》一文，此后成為明治史學界的共識。

所謂純正史學，坪井界定為：“純正史學開始于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大約是在七十年前?！薄妒穼W研究法》稱近代意義誕生的史學“用德語來說是Geschehen、Geschichte”，“即按照科學的研究方針進行調(diào)查研究，根據(jù)其結(jié)果而建立的歷史”，“純正史學”與“Geschichte”前后指向一致。蘭克雖被立為純正史學的標桿，但坪井的論述因襲于伯倫漢。純正史學的立身之資在于“社會”的研究，“史學是研究作為社會細胞的人的工作及發(fā)展的科學”。這里的人是動物，由人類建立的社會是“集合動物”，“作為社會細胞、機關的人類新陳代謝生死不息，社會這一動物體亦往昔今昔賡續(xù)不已。”把人與社會視作動物體，伯倫漢早有界說，“史之為學，在將人類演化上之事實，視人類為社會的動物，就其（單獨僅有的、典型的或集體的）動作，加以因果的研究及敘述。”伯倫漢不諱言“史家所用之基本概念，自當征諸科學”，此為達爾文生物演化學說應用于史學之結(jié)果。坪井亦援之為史學的科學性依據(jù)，“達爾文在四面八方的攻擊之中屹然鼓吹人的由來，在那之后，社會這一對象才得以被科學地研究，這是距今不久的事情。因此，過去想要寫出Geschehen、Geschichte也寫不出來，既沒有寫作的資格，亦缺乏進步的思想，充其量只能達到第二類的鏡?！?/span>

伯倫漢之“社會”“集體動物”說，實際上還有兩個圖謀，一是意欲綜合個人“藝術性之描寫”與集體“事實之定律性”，揚棄既往的精英人物史觀；二是以人類作為“政治的動物”的概念失之過狹，所以取“社會的動物”一詞，表面上是批駁E.A.Freeman、OttokarLorenz、D.Sch?fer諸氏之政治史主張，實則為了調(diào)和蘭克之政治史取向，“不可將政治史視為文化史之附庸，則亦不可將文化史視為政治史之副產(chǎn)物”，“蓋政治與文化，固同為人類社會化之產(chǎn)物也”。此訴求正契合日本史學發(fā)展的趨向，明治初年的文明史學已充分接受基佐、巴克爾的文明史及斯賓塞的社會理論，追求社會集體的文明演化法則，歷史由個人本位轉(zhuǎn)向社會本位。至于重野等修史館史家，為了顛覆《大日本史》的南朝“忠臣神話”，以及批判幕末史論英雄偉人題材的泛濫現(xiàn)象，也對英雄史觀持批判態(tài)度。久米邦武發(fā)表《英雄是公眾的奴隸》，認為比起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偉人，史家更應該關注同時代的社會及大眾的動向。值此際會，坪井亦強調(diào)史學研究的必須是社會之中的人，“人類要成為史學的研究對象，必須作為社會的細胞器官在社會中生存。即不在社會之中的人，或是在社會中卻不作為細胞器官而工作的人，都不能成為史學的研究對象?！彪m然他承認“罕見的賢士豪杰則聳動于一世二世”，但這是極個別的情況，可視作例外，所謂的“萬物靈長”或“神的權現(xiàn)”，只是人類的理想，人終歸只是動物，而且是“極其孱弱的動物”，需要分工協(xié)助，由此形成社會。因此，“史學不會把重點放諸于一個人的工作，史學的重點是社會的工作。”

坪井著重于“必須研究社會”，目的是使純正史學趨近于科學，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學問”。社會在此與國家相對，是打破國家框架、超越國家視角的必經(jīng)之途。依坪井之見，諸科學特性各異，“農(nóng)工藝諸科學”與社會有直接關系，“法學、政治學、倫理學、史學”則與國家有直接關系。特別是傳統(tǒng)史學與國家關系緊密，其發(fā)展“處于國家直轄之下，一舉一動皆仰其鼻息，更有如中國者，國家設置史官記錄國史，上至天子起居下至孝子順孫德行。因此，在以一部國史作為政治唯一金科、教育唯一玉條的時代，史學唯有其里面（應用史學），而且其里面沒有發(fā)展的能力。”史家還往往受愛國情感的束縛，革除此弊害則必須“擯除魯莽的愛國心和沙文主義”，然而踐行非易，罕有史家可及。因此，欲突破國史的視角與限制，唯有通過社會的研究。

萬國史的研究亦由此開始，其旨趣正建立在認可社會研究的基礎之上。“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全相要向社會尋求而不向國家尋求”，過去的社會不過包含兩三個國家，“觀之今日則已成為包含全世界的一大社會”，因此，要將人類視作一個社會尋求萬國史，“純正史學的發(fā)展不在于一國的國史，而是通過萬國的國史才得以成立?！睋Q言之，“自萬國史開始史學才得以進行科學的研究”，這一思想顯然受到蘭克“世界史”的影響。蘭克“世界史”貫通時間空間，主張記述“各國家的共同體（Communityof Nations）”，關注各國家、民族之間普遍的關系與聯(lián)結(jié)，對日本史學界影響甚深。坂口昂將蘭克對日本史學的貢獻概括為兩方面：“文獻學的批判的方法”及對“世界史的把握”?；髟朔Q要透徹領會蘭克之思想，關鍵即在于“'Weltlich’（世界的）觀點是也”。利斯在東大開設“普遍歷史”的課程，以“實現(xiàn)了全世界結(jié)合”的普遍生活（Universallife）作為歷史的出發(fā)點，課程概要以A short survey ofuniversal history為名整理出版。坪井亦曾在蘭克紀念會上發(fā)表講話，主旨即其Weltlichkeit（世界性）觀念，并為生動闡明蘭克的思想，親自朗讀特能（J.E. Tennent，1804—1869）的一段葡萄牙人征服錫蘭的記事，引申出葡萄牙人的東亞政策，解讀當時處于世界殖民擴張環(huán)境之下的日本外交。

坪井一度對藉由萬國史而達到純正史學寄予厚望，但當時日本題名萬國史者多為教科書，量多質(zhì)劣，實質(zhì)敘述仍以國家為單位，“幾乎都是苦心編纂但毫無價值、極其淺顯之物”，他不免失望抱憾。1897年他為宮本正貫《東洋歷史》作序，批判市面上的萬國史不過各國歷史事實的機械臚列，絕非科學的歷史敘述，提醒須注意國與國的關聯(lián)，“蝸牛蟄伏其廬，尚不免受外界氣象的刺激，何況社會這一大無形的動物聚合體乎”。此外正如蘭克《世界史》之偏狹，他的世界史事實上以歐洲為中心，日本蹈襲其失，名為“萬國史”而實為“西洋史”。在檢視與反思萬國史之下，學術的多元路向得以發(fā)潛，坪井退而轉(zhuǎn)向區(qū)域史，主張先“按國與國關系之疏密，探究幾許國家組成的聚合體”，譬如東洋史、西洋史，在《史學研究法》中對南洋史、西域史等也寄予希望。就立論的時間來看，彼時東洋史的研究正愈演愈烈，南洋史則仍在腹中，其說不無推助之功。

四

純正、應用史學之說，有如后人洞見：“明治時期以來日本主流的歷史學范例，在學院里是自蘭克以來的實證的、史料的研究，在歷史教育中是'國體觀念的確立’?；蛘?，借用坪井九馬三的話來說，就是'純正史學’和'應用史學’?！贝苏Z道出坪井二元論的實質(zhì)：既砥志實證史學，也提倡應用史學，尤其在歷史教育領域。一方面他批判“舊時代的史學都是應用史學，特別以有資于政治、有資于德育（舊時代的教育即是德育）為目的的編纂物占據(jù)了其中大部分”，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到休謨、麥考萊、愛德華·吉本，從純正史學的角度而言，他們皆是“歷史事實的制造家”。另一方面他也主張應用史學在國民教化中的作用，應用史學把“必要的普通知識”傳授給普通國民，其先于純正史學存在，而在純正史學產(chǎn)生之后，“作為教育之用，這種形式的歷史也將長時間地存續(xù)下去”。學院史學的史家們在考究學術的同時，也要承擔使國家思想正當化的任務。1886年帝國大學令的第一條即規(guī)定：“帝國大學以應國家的須要教授學術技藝及考究蘊奧為目的”。坪井嘗試將史學作用于國民教化的內(nèi)容單獨切分出來，使應用史學與純正史學分則兩美，兼顧學術與政治。純正史學“只敘述事實的真實”，“本來就不是倫理學的隨員，不能為倫理學手提燈籠”；讓應用史學來承載史學的致用功能，合理化地服務于政治與國家。

早期的東大教授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中學教育。1894年明治政府修改普通中學學科課程，出臺《尋常中學校歷史科要旨》，其中，草案制定者國史為三宅米吉，西洋史為箕作元八，東洋史為那珂通世，委員是坪井九馬三、三上參次、高津鍬三郎。除兩年后才進入東大、當時仍擔任中學講師的那珂通世外，其余人皆為東大教授、助教授，多兼任第一高等中學校教授。1897年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委托各學科調(diào)查“尋常中學校教授科目細目”，1898年歷史科提交了調(diào)查報告，撰寫者是坪井、三宅、那珂、箕作。學院史家不僅參與教育內(nèi)容的討論議決，“各個學科的內(nèi)容由以帝國大學為中心的各專業(yè)領域研究人員決定?？梢哉f中學的高等普通教育實際上是由以帝國大學為據(jù)點的學院支配的”；也參與編寫教材。1897年坪井批判萬國史、提倡東洋史，次年由坪井、三宅、那珂、箕作起草擬定的《尋常中學校教科細目調(diào)查報告》，“萬國史”即被改換作“外國歷史”，又細分為“東西洋史”，在中學領域正式確立東洋、西洋、國史三分科制，可見坪井諸人的觀念如何直接地、迅即地影響并左右中學教育。

坪井認為應用史學應輔助德育，主張中學歷史教育“助修身一臂之力”?！靶奚砜啤笔敲髦谓逃凶钍芙逃氛Z影響的科目，帶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強調(diào)“立德修身”，養(yǎng)成國民“尊皇愛國”之心，尤為漢學者重視。重野安繹便以“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必要的德性涵養(yǎng)”而編著《尋常小學修身》，每一德目擇取一歷史人物講述。坪井與修史館史家立場一致，因襲傳統(tǒng)史學偏重道德教化、人倫綱常的觀念。蘭克、伯倫漢也談到史學致用，伯倫漢引述蘭克之言，“欲使科學能發(fā)生影響，必先使其成為科學而后可”，至如何成為科學之途徑，則“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學成為客觀無私者，而后可語致用，而后能發(fā)生影響于當前之事物”。坪井的觀點與之迥乎不同，他認為：“只要達到激起立志于百般事業(yè)的感奮目的，不必再問其他，多余的思考是愚蠢的，作為中等教育來說這是適宜的，中等教育者不必堂然發(fā)表史論，使山陽先生地下驚起，也不必對細小的問題吹毛求疵穿鑿附會，自夸目光如炬，這些對于中等教育來說是無益的。中學教育當教授作為國民應該知道的事，即國民必須具備的知識，愛國忠君仁義孝悌以及此外許多內(nèi)容，總的來說，要盡力于公共的事業(yè)?！逼壕畬⑹穼W的應用完全剝離于實證研究，故純正史學是實證的，而應用史學可以是非實證的。只要能達到感奮人心的教育目的，則不必考辨真假。美談、逸話等作為史料并不合格，作為教育素材卻是“好材料”。作為中學教育的應用史學，不問其他，其分內(nèi)之責“只教授必要的普通知識的一部分，即一個人立足世間必須要掌握的是非心得，只教授這個范圍內(nèi)的事，只講述目前認為有用之事?！?/span>

純正、應用之說，后世多解讀為應對筆禍事件的史學危機，主要原因是坪井將應用史學置于純正即實證史學的對立面，通過二元論以切割史學與政治、國家之關聯(lián)，使學院史學退避自保。坪井是否存有此意不得而知，但的確在此前后，學院史學由明治初年的大膽縱脫轉(zhuǎn)向保守克制，雖然愈加強調(diào)和凸顯實證傾向，卻被指其實質(zhì)是“以懼怕筆禍的少事主義為基礎，避免大膽的問題意識和主題設定，專門做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事的精心實證”，從《史學雜志》的刊文來看，復刊之后的確多為“某某考”的文章。家永三郎的評論更切中利害：“學院史學家在嘲笑文明史和民間史學的史料貧乏、認識手法粗略時，不知不覺地使自己陷入了思想的真空狀態(tài)。思想真空很快就被權力鉆了空子，無法阻止地被卷入權力所鼓吹的半封建的國家主義潮流中”。坪井正如所指，他雖以純正應用二分，以保證純正史學的純粹性，冀望純正史學克服愛國心，超越國史向社會尋求歷史之全相；但他在解釋為何日本的純正史學興起于中國之前時，又以國家政治為前提，稱“立憲政體不興起，則史學的表面不會顯露，在本邦，純正史學漸漸萌生，中國、朝鮮卻并非如此，道理顯而易見”，前后論述難以自洽?！妒穼W研究法》中牽涉日本國史處，如論及日韓之古史：“應神天皇時，日本人曾到朝鮮治理其國家，相關證據(jù)確實存在，但這些事跡只是簡單流傳，無疑是政府認為沒有必要傳承，因此缺乏詳細的記述”，亦缺乏實證的精神。

坪井所處的時代，日本史學界不僅承接西方的各種思潮，還要應付學院史學內(nèi)部各種不同思想傾向的分歧，以及民間開化史學派的挑戰(zhàn)。坪井既與學院史學內(nèi)部兩種實證譜系聲息共通，又獨行踽踽，思想趨新而多歧。他很早就關注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明治末期，除少數(shù)經(jīng)濟學者如福田德三、河上肇等，史學界對社會主義仍是陌生的。1900年考入東大政治學科的吉野作造回憶：“不幸的是，只有大學課堂，那個時候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能說明社會主義的東西。在坪井九馬三老師的政治史課上，我聽到了一點巴枯寧（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坪井也留心經(jīng)濟學，倡揚德國新歷史學派，“最近經(jīng)濟情況之于社會開始成為極其重大的事情，德國的施莫勒（Gustavvon Schmoller）和英國的羅杰斯（T. Rogers）等竭力鼓吹，這一流派的人逐漸增多，吾等深感欣慰”，贊許該學派建立在經(jīng)濟統(tǒng)計資料之上的實證研究取向。1905年河上肇翻譯美國賽里格曼（E.R. A. Seligman）《新史觀：歷史之經(jīng)濟的說明》，特意將坪井《史學與經(jīng)濟的關系》一文添為附錄。坪井還是日本最早紹介馬克思主義的史家，1907年他在史學會演講“作為史家的馬克思”，稱馬克思是“第一個制定了以經(jīng)濟情況為基礎調(diào)查歷史事實的史學研究新方針的創(chuàng)始人”。他之所以介紹馬克思及其《資本論》，一是作為史家之馬克思堅持事實調(diào)查的實證方法，并非如同普通經(jīng)濟人一般在桌邊空想；二是《資本論》揭示了經(jīng)濟之于歷史的解釋意義，“其時代其社會的經(jīng)濟情況，對于其時代歷史事實的發(fā)生是最有效的勢力”。坪井對馬克思主義與經(jīng)濟學的特殊興趣，使他在以蘭克史學為主流的學院史家中格格不入又獨樹一幟。他推崇蘭克的史料方法，但在精神層面不認同蘭克，“予作為國民主義者，并不崇拜偉人理論（GreatmanTheory）；作為真實的崇拜者，不喜歡神秘主義（Mysticism）；作為經(jīng)濟論者也不相信靈感說（Inspiration Theory）。”坪井雜燴各種歷史解釋工具，并不在意它們之間是否能共處，這點與伯倫漢頗為相似。不可否認，他對史學的發(fā)展、新變有著敏銳的直覺，在史學研究法、歷史地理、考古學發(fā)生的若干關節(jié)點上留下了開拓者的足印，但由于沒有系統(tǒng)的原創(chuàng)性理論學說，坪井的命運與取法對象伯倫漢一樣，很快進入被遺忘的場域。

以上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21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學術研究》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