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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封恭人碑 這是一塊紅砂巖石碑，它斜靠于這堵磚墻有二十五年了。扯去掩它的爬墻虎，才發(fā)覺有棵樹還擋住它。打算把石碑從樹和墻之間移出來，我使出全身的力氣，也移不出半公分?？等A扔下遮陽傘，過來搭一把手，也同樣無奈于石碑自身的沉重。 因樹與墻有一拃多的間距，于是將石碑扳過來，探頭往里面看，且不顧蜘蛛網(wǎng)將頭發(fā)給網(wǎng)住，竟看到里面的碑文了，看到了“清封恭人”等字。這塊碑是康華的爺爺康陶然為母親龔氏所立，這“恭人”二字，便坐實了康陶然是四品道臺的傳說。邊沿的一列小字也逐個認得出來，那是“民國廿一年歲在壬申六月初一日午時吉立”，即立碑于遙遠的1932年；康華的父親康化民，就出生于這一年。 剛當了四川省主席的劉文輝，他于孫子汶五夫人的指腹為婚，應(yīng)在1929年至1931年間。從民國《西昌縣志》上查到，康陶然由甘肅回四川是“民國十五年”，即1926年，而他的年輕的蘭州籍竇夫人，遲至6年后才生了他的幼子康化民（在家中被稱為九哥），才使劉文輝的指腹為婚成了可能。康陶然于青海、甘肅做官十余年，自稱“倦鳥知還”回來了，可他的家里人講，是劉文輝請他回來的，還給他委了一個什么官，不是禁毒就是紅十字，至今尚未查實。 西昌解放前夕，胡宗南任命孫子汶為救國軍第二縱隊司令，孫子汶拒絕接受，于是胡宗南派人綁架了孫子汶尚在讀中學的未婚女婿康化民；把這個男孩扣在一口鐵鐘底下，受了一宿的恐懼和屈辱，使他終生埋怨劉文輝的指腹為婚。 到了1981年，剛從昭覺調(diào)回西昌的康化民，聽老鄉(xiāng)說，架在青龍寺那邊一道溝渠上的一塊墓碑，有他父親康舉人的名字。康陶然是光緒癸卯舉人，宣統(tǒng)元年署丹噶爾廳，也就是七品知縣之類，一次成功平定邪教叛亂，為陜甘總督升允破格提拔為四品道臺。康陶然的墓，也在青龍寺那邊。平墳時村民不敢動它，怕動了舉人墓要晦氣的，所以孤零零待在一片農(nóng)田中央甚為寂寞。 果然那塊碑是康家的，于是康家把它先擱到附近的鄉(xiāng)政府，后擱到這個機關(guān)家屬院內(nèi)。并弄了鋼筋水泥去，于那道溝渠上架起一個小橋，取墓碑而代之。當年康化民用水沖洗了石碑后，就把它擱在圍墻邊直至今日。 無奈時，康華把他的弟弟康健叫過來?？到●{一部雪佛蘭越野車呼嘯而至，借了門房的一把廢菜刀，只三下五下，篤篤篤就把他母親所栽的那棵碗口大的樹給砍斷了，并將墓碑翻過來，能看到全部碑文了。我以為，砍這樣的一棵樹，要拿了園林局批文才行，沒想到竟可以處理得如此簡單而快捷。康健沉默寡語，喝了酒也不會多說話，但做起事情來卻爽快干凈，一如其彝族外公孫子汶的行事風格。 碑文竟是如此之復雜，有五百余字的墓表文，有“巽山乾向”的方位指示，有“刊石銘媺 ，耀千祀耶”的墓志銘，末了是“祀男敷鎔 孫化－麟鵬淳曦時國 化－新□棟基焱溥 同叩”，孫輩的名字有十二個，其中一字看不清楚，而此處的“麟、鵬、淳、曦、棟”是他的兒子，其余怕是同父異母的后輩；康華的父親“九哥”康化民卻不在里頭，因為立碑時他尚未出世呢。 原來康舉人本名為康敷鎔，曾任“京師北城正指揮”“甘肅補用同知”“民國國務(wù)院簡任職”；民國初期，北洋政府將官吏分為九等，所謂“簡任”，是直屬國務(wù)院的第一第二等官員。于是上網(wǎng)百度康敷鎔，竟發(fā)現(xiàn)最早的青海志書《青海志》和《青海記》，是他纂修的，且前者被收入《續(xù)修四庫全書》；而更多的網(wǎng)頁，是錄了他稱頌鄧秀廷的一首詩，其末句是“蔚然邊郡一英雄”。 他的彝族親家孫子汶與鄧秀廷是金蘭之交，他對鄧秀廷的贊揚，是感覺鄧秀廷對零關(guān)古道上的防匪護民有貢獻，而孫子汶對鄧秀廷卻越發(fā)反感，越發(fā)意識到因鄧秀廷殺人太多，自己的聲譽也嚴重受損，打算公開決裂呢。康敷鎔是文官，喜歡舞文弄墨，看鄧秀廷看的是表面；孫子汶是武將，常出入于槍林彈雨，且經(jīng)常在鄧秀廷身邊，看到的是他的內(nèi)里。 康敷鎔也是西昌禮州人。禮州的胡家、楊家和康家，都是以前的有錢人家。當年康家制作的彩色栽絨毯，新縣志上講，曾代表西昌拿到北京給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獻禮，而康家講，那是送入中南海的。我在禮州查訪康家的老房子及康姓人家時，拜訪了康敷鎔的孫媳黎運華老太太。她今年八十四歲，已故丈夫叫康定燮，是定字輩的；而她的公公應(yīng)是化字輩的，叫康化什么，她說不知道。她領(lǐng)我去看了因失火被燒毀的老宅遺址，且對我有問必答。我說康舉人了不起，她說有啥子用。 從涼山回來后，曾花了一天的時間，反復看那些墓碑照片。當時怕看不清楚，便澆了水又拍了一遍。因紅砂巖有多處剝落，也因這墓碑給當過橋梁被磨去好多個字，碑上五百余字的墓表文，有四分之一認不出來。瞪大眼睛看，也無濟于事。 后來才看《西昌縣志》的。西昌市圖書館竟允許我一氣拍了道光、光緒、民國三套縣志，而民國那套，其民國二十六年的總纂人就是康敷鎔；該書完稿于民國三十年，當時他已去世，所以書中有他本人的小傳。 進而發(fā)現(xiàn)里面的《藝文志》中，竟有這樣一篇文章，篇名為“康母龔恭人墓表”，其作者是西昌研經(jīng)書院山長劉景松。趕緊對比碑文，除最后兩句不同外，凡看得清楚的，都只字不差。也就是說，碑上原本看不清的四分之一，如今竟一目了然。幸甚之哉，竟手舞足蹈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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