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代末期，由于象數(shù)釋《易》枝節(jié)旁生、繁雜零碎，一味呆板比附經(jīng)文的做法已不堪重負，象數(shù)被其自身壓垮之勢已成必然。在此形勢下，一位才人橫空出世，他的理念左右了后來數(shù)百年的治《易》方向，并且直接導(dǎo)致了盛極一時的漢《易》幾近消亡。他就是以“得意忘象”而著稱的王弼。然而，這位才人終其一生不過活了24歲。

王弼，字輔嗣，三國時魏國山陽（今河南焦作）人。少年天賦極高，書載他“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除了天賦好以外，他的出身也十分光彩。他的六世祖王龔，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暢為漢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業(yè)，官至謁者仆射；他的繼祖父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他的曾外祖父也是號稱“八俊”之一、身為荊州牧的劉表。諸多的良好條件使得才十幾歲的王弼就被當時的很多官員和文人所熟識。

王弼人生雖短，但成就巨大?？偨Y(jié)起來有兩點：一是開創(chuàng)了“魏晉玄學(xué)”；二是掃除了“象數(shù)易學(xué)”并開創(chuàng)“義理易學(xué)”，以老子思想解《易》。其作品主要包括《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等。其中的《周易注》，王弼對“經(jīng)”上、下篇都作了注（計六卷），對《文言》、《彖傳》、《象傳》也作了注，剩下的《系辭》、《說卦》、《序卦》、《雜卦》均未作注，后來由東晉人韓康伯繼續(xù)注完。后世所說的王弼《易》本多指他和韓康伯合注的版本。

（二）

先說下王弼的玄學(xué)成就。

我們中華歷史上的文化思潮有人總結(jié)如下：先秦子學(xué)、兩漢經(jīng)學(xué)、魏晉玄學(xué)、隋唐佛學(xué)、宋明理學(xué)和清代樸學(xué)?？梢钥吹健拔簳x玄學(xué)”在中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謂“魏晉玄學(xué)”，是指魏、晉時期出現(xiàn)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其“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玄學(xué)的典籍是《老子》、《莊子》和《周易》（“三玄”，都是經(jīng)王弼所注），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玄學(xué)代表人物當中王弼與何晏的關(guān)系是很密切的。何晏既是曹操的養(yǎng)子，也是曹操的女婿。大將軍曹爽秉政時官至尚書。他比王弼大三十多歲，等于是長輩了，但是何晏非常欽佩王弼的才華。何晏認同莊子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的說法，認為圣人是沒有喜怒哀樂的。王弼的看法不同，他說“圣人茂于人者， 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yīng)物。然則圣人之情，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 便謂不復(fù)應(yīng)物, 失之多矣。”

翻譯一下：圣人超乎常人的地方是神明的智慧，跟常人一樣的是都有“五情”（喜、怒、哀、樂、怨）；神明足就能“體沖和”而通虛無（本源），五情與常人相同就不能對待人事毫無喜怒哀樂的情感。圣人的情感會在待人接物（應(yīng)物）時產(chǎn)生，但不會粘滯在上面而受連累。如果把圣人不受情感連累說成對人事毫無感覺，那就大錯特錯了。

他還舉例“孔子遇顏回不能無樂，喪顏回不能無哀”，說明圣人是有“五情”的，不是草木石頭。

上面這段話哲思深遠?！吨杏埂肥渍抡f“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如果說“體沖和以通無”意近“喜怒哀樂之未發(fā)”的話，那么“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 就是“發(fā)而皆中節(jié)”的注腳了。

可見年少的王弼確實才思玄遠，難怪何晏這位當時已經(jīng)聲名卓著的清談座主會看中他。《世說新語·文學(xué)》中說：“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fù)得作聲，但應(yīng)喏喏。遂不復(fù)注，因作《道德論》?！?何晏自知不如這個年輕的后生呀！

（三）

再說王弼的治《易》思想。

《易傳》“系辭”中說“圣人立象以盡意，設(shè)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所以對《周易》經(jīng)文的解釋有“象”、“意”、“言”之說。

王弼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

這一段就是王弼“掃象”的根本立論點---得意忘象。意思是說：“象”是用來表達“意”的方式和手段，如果通過“象”使人們獲得了《周易》的“意”（思想內(nèi)容），那么“象”的任務(wù)就完成了，就不要再固執(zhí)于“象”了。就好比“漁具是為捕魚而存在的，魚捕到了就可以忘了漁具；捉兔子的網(wǎng)套是為捕兔而存在的，兔子捕到了就可以忘了網(wǎng)套了?！?/p>

要注意的是，王弼上面這段話是針對漢人機械呆板的用“象”比附經(jīng)文而說的。他說的“忘象”不是不要“象”，而是指明白了“意”之后就不要再拘泥于“象”了。他還說“義茍在健，何必馬乎？類茍在順，何必牛乎？爻茍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yīng)健，何必乾乃為馬？”八卦類象中乾為健、為馬，坤為順、為牛，王弼的意思說如果乾卦的意思是“健”，就不一定用“馬”去代表；如果坤卦的意思是“順”，就不一定用“?！比ゴ?。因為“健”這個意義可以用眾多的物象去表征，比如天、圓、君、父、玉、金……等等，坤卦代表“順”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就是“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征”的“象征”方法。

換言之，王弼注重的是要搞清楚卦象所揭示的核心意義（得意），而不是具體代表的某個東西或物象（忘象）。執(zhí)著于具體物象的研究就會導(dǎo)致“存象忘意”的結(jié)果。顯然，他對把對“象”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抽象的高度，這點是積極的。

（四）

王弼解《易》一掃象數(shù)比附的繁瑣，言簡意賅、爽朗明快，讓人有清風拂面之感。如他釋“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說“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萬物由之以化，故曰‘鼓萬物’也；圣人雖體道以為用，未能全無以為體，故順通天下，則有經(jīng)營之跡也?！?/p>

釋《系辭》中“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一句，說“精氣煙煴，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游魂為變也；游魂，言其游散也；盡聚散之理，則能知變化之道，無幽而不通也?！?/p>

再如他釋《乾》卦九二爻“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說“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p>

如此等等，直指要害，何等的簡快！

王弼的《周易注》雖說離棄象數(shù)，但看具體的釋文也不是完全這樣。比如“王弼注《泰》卦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唬骸瑯飞蠌?fù)，坤樂下復(fù)?！嗳∮谲魇详庩枴怠煌ㄖf。故王弼對漢人的‘象數(shù)’之說，實非全部排斥不用。同時他出字吐語，最重每卦的陰陽與爻位，也可知他心中嚴格掌握著卦象，并沒敢隨意亂說?！保ā吨芤赘耪摗罚?/p>

由于王弼的《周易注》開創(chuàng)了新風，生機勃勃，一上市就流行開來，給漢《易》以沉重的打擊。南北朝時期，經(jīng)學(xué)有“南學(xué)”和“北學(xué)”之分?！澳蠈W(xué)”取王弼之《易》，“北學(xué)”取鄭玄之《易》。到隋朝，“北學(xué)”衰亡而“南學(xué)”興盛，王弼的《易》也隨之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唐朝孔穎達撰《周易正義》，取用王弼的注本。此后自唐到宋，這個版本的《易》一直都是“官學(xué)”，足見其影響之大！

（五）

王弼解《易》最為后人詬病的是雜入了老莊之學(xué)，批評他把注釋《周易》弄成了闡發(fā)自己玄學(xué)思想的工具。當然，力挺他的人也有，比如清初的黃宗羲，他說“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無浮義，何曾籠絡(luò)玄旨？故能遠歷于唐，發(fā)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就是說王弼注的《易》簡當實在，沒有搞什么玄奧的義理。

從王弼的觀點看來，老莊之學(xué)和《周易》是相通的。他在《老子指略》中說“其為文也，舉終以證始，本始以盡終……”。意思是《老子》的行文舉用終結(jié)來證實初始，根據(jù)初始來極盡終結(jié)。他在解釋“系辭”中的“《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zhì)也”說“質(zhì)，體也；卦兼終始之義也”。意思是《周易》64卦都是推始歸終而形成卦體大義。就是說它們都是探究“始”“終”的根本性學(xué)問。

原來有段時間我也納悶，都說《易經(jīng)》是儒家的經(jīng)典，怎么在影視里面的老道，穿的都是八卦道袍？看到王弼這釋然了，當然儒道“聯(lián)姻”后面還有一出。

從哲思的高度看，《老子》與《周易》應(yīng)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但是它們畢竟分屬儒道兩家哲學(xué)系統(tǒng)，彼此存在著一系列差異和矛盾，要完全融合它們，是十分困難的?！保ㄖ芄鈶c，《王弼的《老子》解釋方法論》）

“如他注《彖》《乾》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一句，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用這種明顯打著老莊印記的話語解《彖》，顯然與《彖》文本義不合，因而是不足取的?！保ā吨芤赘耪摗罚?/p>

由于治《易》思想的分野，后世對王弼的注《易》褒貶不一。我個人認為現(xiàn)代劉大鈞先生的評價很客觀，他說“王弼治《易》有得有失，且得大于失，應(yīng)該予以肯定?！?/strong>

（六）

王弼雖是治學(xué)的能才，但在世俗世界里卻拙于應(yīng)付。這似乎也是好多文人大儒的通病，可能他們都太沉醉于學(xué)術(shù)思維中了。前面說過，位高權(quán)重的何晏對王弼十分器重，所以就推薦他在朝中做了官。據(jù)載，王弼與當時的主政者曹爽有過一次密室會面，可是他除了大論玄道之外，什么都沒談，搞得這個曹爽“以此嗤之”。

公元249年，司馬家族政變成功，何晏被滅三族，受他牽連，王弼丟職回家。同年秋天，遭癘疾而亡，年僅二十四歲。

禪宗祖師云“大悟十八度，小悟不知數(shù)”，心學(xué)大成者王守仁也還有三次悟道，這些都是需要漫長的時間作保證的。對于王弼來說時間確實太緊了點，即便如此，他短暫的生命還是綻放了絢爛的光彩，仿佛一顆耀眼的流星劃過天際……

“仲尼稱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是言可以為證。

再見，王輔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