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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人類在中國出現(xiàn)的時間目前還很難確定。已有的材料顯示，可能在早更新世早期，已有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迄今為止報道發(fā)現(xiàn)早期人類化石的地點有云南元謀上那蚌、重慶巫山龍骨坡、湖北建始龍骨洞、陜西藍田公王嶺等遺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地點發(fā)現(xiàn)早期人類文化遺存，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山西芮城西侯度等。河北陽原泥河灣盆地發(fā)現(xiàn)一系列早更新世人類文化遺存(圖1-1，圖1-2)，為了解早期人類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qū)的活動及適應行為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繁昌人字洞（1）。長江下游地區(qū)的人字洞遺址，是近年來新發(fā)現(xiàn)的一處早更新世遺址。人字洞現(xiàn)已無洞頂，但據(jù)堆積情況推測原來可能是一處大型的垂直形溶洞。現(xiàn)存的堆積可分為8層。1-7層主要是砂質黏土、塊狀角礫等，分選極差，化石也基本上是原地埋藏。堆積的速度應較快，間或有洞頂或洞壁的坍塌。第8層以下主要是黏土、細砂、小礫石等，磨圓分選均較好，應是流水作用的產(chǎn)物。石制品主要出自3-5層。  圖1-1 中國主要舊石器遺址分布圖（2） 通過對1998年出土的500多件非灰?guī)r石質標本的觀察，發(fā)現(xiàn)59件帶有人類加工痕跡，同時還發(fā)現(xiàn)多件有人工破碎特點的動物骨骼標本。石制品原料中鐵礦石所占比例最高，達半數(shù)以上，其次為硅質泥巖、硅質灰?guī)r、片麻巖及石英砂巖等。石制品種類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及雕刻器等。從石制品的整體情況觀察，錘擊法是打片與修理的方法，石器的坯材以塊狀和石核為主，片狀坯材僅占三分之一。石器修理方法均為錘擊法，以向背面加工為主。石制品以小型為主，大中型者較少。由于用鐵礦石作為加工石器的原料的情況報道較少，加之這批“石制品”“骨制品”，缺乏相對穩(wěn)定的形態(tài)，類型分化不明顯，加工粗糙簡單，因此學術界對其人工屬性存在不同認識。 該遺址內發(fā)現(xiàn)的脊椎動物化石極為豐富，共75種，其中哺乳動物67種，具有東洋界和古北界交錯帶的特色，偏重北方色彩。動物群的時代特征明顯，絕滅種多達5 1種，占四分之三以上；現(xiàn)生種或相似于現(xiàn)生種者僅7種，僅占總數(shù)的一成左右。大熊貓、三門馬及倉鼠、巨鼠與家鼠等第四紀典型種屬的存在，說明這里已進人更新世，應處于更新世早期。原研究者推測其年代處于240萬-200萬年前。 元謀上那蚌（3）。元謀人化石地點位于元謀盆地的東緣。這里是一座由棕褐色黏土組成的小土丘，為河湖相沉積。在元謀盆地內，元謀組有近700米厚，從上到下共分為4段28層。其中的第4段厚約122米，包括24-28層沙礫與黏土層。元謀人化石及文化遺物、哺乳動物化石發(fā)現(xiàn)在第4段的第25層下部。該層上部為棕褐色黏土、下部為褐色砂質黏土，系河流-湖濱相沉積物，出露厚度為6米左右。 元謀人化石只有兩枚上內側門齒，屬于一成年個體。在人化石層出土的石制品只有三件，另有三件脫層者。原料為石英巖，剝片方法為錘擊法，類型以刮削器為主，形體不大，以復向加工為主(圖1-2，A)。關于元謀人的時代，古地磁方法測定為距今170萬年左右，與哺乳動物群反映的時代相吻合（4）；有地質學家認為人類化石與石制品應出自中更新世的上那蚌組，時代應該在距今60萬-50萬年之間（5）。最新的測年重新肯定了170萬年的結果（6）。 這里發(fā)現(xiàn)的動物群既有第三紀的殘余種如爪獸、泥河灣劍齒虎、最后枝角鹿、纖細原始狍、軸鹿等，也有早更新世的代表種類，如桑氏鬣狗，同時南方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的成員，如中國犀、劍齒象也已出現(xiàn)。上述特點說明，該動物群的時代較早，屬于更新世早期，反映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為溫暖的森林一草原環(huán)境。 藍田公王嶺（7）。藍田公王嶺遺址發(fā)現(xiàn)于灞河左岸的四級階地上。直立人頭骨和伴生的動物化石埋藏在30米厚的紅色土底部的兩條古土壤之間。在稍靠上的地層中還有石制品發(fā)現(xiàn)。這些石制品及在附近一些層位相當?shù)牡攸c采集到的石制品，一般都被視為藍田人的文化遺物。 在直立人化石層中還發(fā)現(xiàn)42種哺乳動物化石，包括少量第三紀的殘余種和早-中更新世的種屬，現(xiàn)生種的比例僅為五分之一。公王嶺動物群帶有明顯的南方動物群的特色，說明當時該地區(qū)的氣候條件與現(xiàn)今華南地區(qū)較為接近，屬于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森林環(huán)境。 公王嶺直立人的頭骨化石保存了額骨、大部分頂骨、部分顳骨、鼻骨和上頜骨，以及右上第二、三臼齒和左上第二臼齒。頭骨的形態(tài)既與北京猿人有相似之處，又有一系列特征比北京猿人更原始。 公王嶺地點曾在1 965-l 966年進行過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但發(fā)現(xiàn)的石制品材料不多，只在猿人化石地層之上發(fā)現(xiàn)20件石制品。1 975年又發(fā)現(xiàn)6件。種類包括石核、石片及刮削器等。石制品原料主要是石英巖，也有石英和細砂巖。剝取石片主要采用錘擊法，也可能有碰砧法使用。石器修理粗糙簡單，向破裂面加工者占半數(shù)以上(圖11，B)。根據(jù)古地磁測年數(shù)據(jù)，公王嶺藍田人生活在距今115萬--110萬年前（8）。 芮城西侯度（9）。在西距藍田僅百余公里的山西省芮城縣西侯度村附近，還發(fā)現(xiàn)一處早更新世舊石器地點，即西侯度。文化遺物和動物化石集中分布在約l米厚的交錯砂層中，砂層上覆蓋著中更新世的紅色土，再上為晚更新世的黃土層。 文化遺物包括石制品及帶有可能是人工痕跡的動物化石。石制品32件，包括石核、石片與石器。石制品原料主要是石英巖，少數(shù)為脈石英與火山巖。石核大多選用磨圓度較差的礫石或大石片。剝片方法有錘擊、碰砧、砸擊法三種。石器類型有刮削器、砍砸器及大三棱尖狀器等。在遺物中發(fā)現(xiàn)一個殘破的鹿角上有兩處創(chuàng)痕，其一可能是人工切割或砍砸的痕跡，其二可能是刮削的痕跡。另外還有顏色呈黑、灰綠或灰色的哺乳動物的肋骨或馬牙、鹿角等，有可能被火燒過。 與文化遺物共存的哺乳動物化石有巨河貍、劍齒象、山西披毛犀、古板齒犀、長鼻三趾馬、三門馬、雙叉麋鹿等。其中絕滅屬占47％，絕滅種占100％。從該地點發(fā)現(xiàn)的哺乳動物化石來看，其地質時代應為早更新世。古地磁年代為距今180萬年。由于這些文化遺物是發(fā)現(xiàn)于河流相的沙礫石層中，標本多受到嚴重磨蝕，其人工痕跡難以與流水等自然作用產(chǎn)生的痕跡截然分開，因此對這批材料的性質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10）。 鄖縣曲遠河口（11）。曲遠河口鄖縣人遺址位于漢水的4級階地。該級階地為基座階地，基座之上的河流堆積物有4層。第1層為褐色黏土層，厚約6米，含少量石制品；第2層灰黃色黏土層，厚約2米，人化石出自此層，也含有石制品與哺乳動物化石；第3層為灰白色細砂，厚約5米，亦含石制品或哺乳動物化石；第4層為褐灰色沙礫層，厚約6米，膠結堅硬，礫石為磨圓度較好的石英巖與灰?guī)r。 1989年與1990年，在該遺址相繼發(fā)現(xiàn)兩具早期人類的頭骨化石。隨后的發(fā)掘又發(fā)現(xiàn)石制品和哺乳動物化石。 經(jīng)過幾次發(fā)掘，共發(fā)現(xiàn)291件石制品。其中207件出自地層，84件采自地表或擾土層。鄖縣人就地取材，選擇附近河灘的礫石作為加工石器的原料，使用最多的是石英類，其次是砂巖與灰?guī)r，以及少量火成巖。在207件發(fā)掘品中，近半數(shù)為碎片或碎塊，其次為石片與石核，工具類僅有7件砍砸器，2件刮削器及2件石錘。石制品拼合率超過10％。砍砸器的毛坯均為礫石，刮削器則選用片狀毛坯加工。石器加工粗糙，形態(tài)不規(guī)則。 在遺址發(fā)現(xiàn)的哺乳動物化石中有少量第三紀殘余種，如劍齒虎，也有第四紀早期的典型種如桑氏鬣狗、云南水鹿與秀麗黑鹿等，說明動物群的時代很早。原先的古地磁測年結果為距今87萬--83萬年，電子自旋共振法測定的結果為距今56.5萬年。最近的古地磁測年結果將其推前到100萬年前。 泥河灣遺址群。泥河灣盆地完整的地層與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在20世紀20年代引起地質學者的關注。近30年來，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系列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其中經(jīng)過發(fā)掘的地點有馬圈溝、小長梁、東谷坨、半山、岑家灣等。 根據(jù)泥河灣盆地第四紀地層的最新研究，已發(fā)現(xiàn)的遺址以馬圈溝遺址的年代最早（12）。馬圈溝遺址位于大田洼鄉(xiāng)岑家灣村西南約1公里，地處地表徑流切開泥河灣層形成的一條深溝內，沖溝兩壁陡直，泥河灣層出露清楚。剖面從最上的黃土層到底部的侏羅系火山角礫巖，共分17層，石制品與哺乳動物化石等遺物出自第9層。該層為灰綠色砂質黏土，水平層理明顯，灰綠色黏土呈透鏡體。 該遺址先后經(jīng)過幾次發(fā)掘，發(fā)現(xiàn)石制品數(shù)百件。第一次發(fā)掘出土石制品150多件，包括石核5件，石片35件，縱裂片6件，橫斷片1 9件，殘片1 8件，斷塊28件。沒有發(fā)現(xiàn)明顯加工修理痕跡的標本。在最近公布的資料中，也僅有一件可勉強歸人精制品者，缺乏有明顯加工修理痕跡的石制品，可能與發(fā)現(xiàn)的遺物較少有關，但更有可能與石器生產(chǎn)的特點相關。該遺址石器原料主要來自附近出露的基巖碎塊，主要為燧石，其次為砂巖、凝灰?guī)r等。剝片采用錘擊法，第二步加工不常發(fā)生。 與馬圈溝遺址位于同一剖面的半山遺址，1990年發(fā)現(xiàn)并試掘（13）。發(fā)掘面積僅2平方米。文化遺物埋藏在第3層淺灰色粉砂質土層和第4層的淺灰色沙礫層，屬河湖相沉積。發(fā)現(xiàn)的石制品95件，包括精制品2件、粗制品1 8件、石核8件、石片42件、斷塊25件。原料以燧石為主，其次為石英硅質灰?guī)r、石英巖、瑪瑙、安山巖、輝長巖、粉砂巖。打制石片和第二步加工以錘擊法為主，器型多為刮削器，有雙直刃刮削器和凸刃刮削器，多為向背面加工，以中、小型居多，具有典型的小石器文化傳統(tǒng)面貌(圖1--2，E)。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有狼、象類，馬、犀類，鹿類等，因動物化石破碎，難以確定具體的種屬。 東谷坨遺址位于河北陽原縣東谷坨西北側的許家坡，是一處古代湖濱露天遺址（14）。1981年發(fā)現(xiàn)并發(fā)掘，在45平方米的范圍內發(fā)現(xiàn)石制品上千件。1990年以來又進行過幾次發(fā)掘。文化層較厚，在試掘的探方內可達3．2米，直接疊壓在基巖上。文化層高出桑干河水面約1 25米，距臺地表面45米，其中下面的33米為泥河灣組的湖相堆積，上面12米為黃土堆積。 石制品以燧石為基本原料，也可見硅質灰?guī)r、石英巖、蛋白石及水晶等巖性。這些種類的石料廣泛分布于遺址附近的老地層中。剝片技術以錘擊法為主，偶用砸擊法。石制品個體以小、中型者居多。石器以各類刮削器為主，主要以石片為毛坯，加工精制。其他類型包括尖狀器、砍砸器等(圖1-2，F(xiàn))。 該地點還發(fā)現(xiàn)了一定數(shù)量的哺乳動物化石，但都很破碎。種類有中華鼢鼠、三門馬、披毛犀、狼、古菱齒象、野牛等。古地磁研究傾向認為文化層形成于賈拉米洛(Jaramillo)事件以前，距今大約100萬年左右。 小長梁位于大田洼鄉(xiāng)官亭村北（15），是泥河灣盆地內最早發(fā)現(xiàn)的早更新世遺址。該遺址附近地層出露清楚，最上面為淺棕色黃土，厚度8--15米不等，時代為晚更新世。其下即為含文化遺物的泥河灣層，總厚度達72米，還可再分為14層。石制品等文化遺物出自靠下部的具銹黃色條帶的沙礫層，厚度僅0.5--0.8米。 文化遺物的分布斷續(xù)不均，但石塊與石器有各自較為集中的區(qū)域。發(fā)掘及調查采集的石制品總數(shù)近千件。絕大部分石料為燧石，還有少量脈石英、石英巖與火山巖。經(jīng)過二次加工者均為燧石。但燧石的質量較差，節(jié)理發(fā)育影響到石器加工的效果，因此產(chǎn)生了大量的廢品與斷塊。剝片主要技術是石錘直接打擊法，但研究者也辨認出砸擊石核與石片。石器種類有刮削器、尖狀器與砍砸器等，并以前兩類為主(圖l--2,C)。根據(jù)古地磁學研究，文化層位于賈拉米洛事件以下，時代應為早更新世。早期曾認為其絕對年代為距今約100萬年或稍早，但新近的古地磁研究將其確定為距今136萬年左右。與石制品共生化石有鬣狗、古菱齒象、三趾馬、三門馬、羚羊、鹿、腔齒犀等，化石十分破碎。  岑家灣遺址位于岑家灣村南(16)，在東谷坨北約700米處。文化層厚度僅10-30厘米，系褐紅色黏質粉砂古土壤層。其上是厚約3米的泥河灣層，由細砂層、粉砂層與黏土層組成。在1 986年發(fā)掘的45平方米范圍內，出土石制品897件。其中大部分是斷塊與碎片，石核與石片也有一定比例，經(jīng)過仔細加工的石器較少。石器的種類有刮削器、尖狀器等，個體均較小。石料與東谷坨遺址較為接近，為流紋質火山碎屑巖。根據(jù)古地磁測年，岑家灣遺址地層處于松山期的賈拉米洛期，距今97萬--90萬年。 綜上所述，中國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早更新世甚至更早的古人類化石與舊石器地點，地理跨度大，分布于北緯25度--40度、東經(jīng)101度--11 8度范圍內(17)。從地形特點來看，這些地點主要分布在中國地形地貌的第2級階梯上，除繁昌人字洞遺址位于海拔較低的長江下游地區(qū)外，其余多處于海拔較高的盆地的河谷地帶。 從早更新世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文化地點的分布來看，早期人類在中國境內的分布已經(jīng)比較廣泛。就幾處洞穴堆積遺物的分布與埋藏特點來看，目前還都不能肯定是原生的居住址或其他的活動場所；而資料比較豐富可靠的幾處遺址提示當時的人類可能更傾向于選擇河畔湖濱等露天遺址居住活動。 注釋： ?。?）金昌柱、韓立剛、魏光飚：《安徽繁昌縣人字洞發(fā)現(xiàn)早更新世早期舊石器》，《人類學學報》1999年第18卷1期，第70-71頁。張森水、韓立剛、金昌柱等：《繁昌人字洞舊石器遺址1998年發(fā)現(xiàn)的人工制品》，《人類學學報》2000年第19卷3期，第169-183頁。 ?。?）高星、裴樹文：《中國古人類石器技術與生存模式的考古學闡釋》，《第四紀研究》,2006年第26卷4期，第504-513頁。 ?。?）胡承志：《云南元謀發(fā)現(xiàn)的猿人牙齒化石》，《地質學報》1973年第1期，第65-71頁。潘悅榮、李慶辰、林一璞、姜礎：《云南元謀發(fā)現(xiàn)的晚更新世動物群》，《人類學學報》1991年第10卷2期，第167-175頁。 ?。?）錢方：《關于元謀人的地質時代問題--與劉東生等同志商榷》，《人類學學報》1985年第4卷4期，第324-332頁。 （5）劉東生、丁夢林：《關于元謀人化石地質時代的討論》，《人類學學報》1983年第2卷l期，第40-48頁 （6）R．X．Zhu，R．Potts，Y．X．Pan，et a1．Early evidence of the genus Homo in East Asia．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2008，55：1075-1085． ?。?）戴爾儉：《陜西藍田公王嶺及其附近的舊石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6年第10卷1期，第30-32頁；戴爾儉、許春華：《藍田舊石器的新材料和藍田猿人文化》，《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第1-12頁。 （8）安芷生、高萬一、祝一志等：《“藍田人”的磁性地層年齡》，《人類學學報》1 990年第9卷1期，第l-7頁。 ?。?）賈蘭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遺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10）張森水：《關于西侯度問題》，《人類學學報》1998年第17卷2期，第81-93頁。 ?。?1）李天元：《鄖縣人》，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版。 ?。?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馬圈溝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fā)掘報告》，《河北省考古文集》，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3）衛(wèi)奇：《泥河灣盆地半山早更新世舊石器遺址初探》，《人類學學報》1994年第13卷3期，第223-238頁。 ?。?4）衛(wèi)奇：《東谷坨舊石器初步觀察》，《人類學學報》1985年第4卷4期，第289-300頁。 ?。?5）陳淳、沈辰、陳萬勇等：《河北陽原小長梁遺址1998年發(fā)掘報告》，《人類學學報》1999年第18卷3期，第225-239頁；陳淳、沈辰、陳萬勇、湯英俊：《小長梁石器工業(yè)研究》2002年第21卷1期，第23-43頁。 ?。?6）謝飛、李琚：《岑家灣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物及地點性質的研究》，《人類學學報》1993年第12卷3期，第224-234頁。 ?。?7）王幼平：《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源流》，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引自《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1949-2009)》，劉慶柱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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