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黃龍府”劉英柏先生的指引下，筆者開始收集北宋錢幣，從《新訂北宋符合泉志》(日本－小川浩)一書開始入手，歷經(jīng)千辛萬苦，風風雨雨，迄今已有十三年。

自去年起，余籌劃時間，準備寫下點收藏心得，但兩宋貨幣經(jīng)濟史之復(fù)雜，遠超想象，故預(yù)計收集史料、整理圖片、修訂勘誤，沒有三到五年是完不成的。

在前輩何代水先生的建議下，把研究課題化整為零，局部解答，以“輸入”“輸出”來反復(fù)討論驗證，是一條更合適的路徑。

于是，這里先嘗試討論第一個話題 :略談兩宋的錢荒、銅禁、錢禁

首先明確第一個結(jié)論：

即使整個宋朝的錢幣鑄造量達到中國歷史的頂峰，遠超之前的漢唐以及后來的明清，但是宋朝出現(xiàn)“錢荒”的根本原因，卻是貨幣供應(yīng)嚴重不足。

貨幣供應(yīng)不足的原因，在于貨幣使用范圍擴大。

第一個方面是“賦役和官俸貨幣化”。

漢唐以來，官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大部分是以糧食等實物為主，金銀、絲帛、銅錢(貨幣)為輔，允許部分運輸不便的地區(qū)折納上解。唐朝時期，江南地區(qū)成為整個帝國最主要的田賦來源，在這里征收的糧食實物，由官方組織徭役形式的人力運輸至京師或指定地區(qū)，成為整個帝國經(jīng)濟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當朝廷支付官員俸祿時，則以糧食實物與貨幣搭配發(fā)放。

這里出現(xiàn)了問題，官方組織征收和運輸，類似現(xiàn)在的國營企業(yè)，效率不高，常常出現(xiàn)運輸成本高于運輸貨物的情況，更為嚴重的是，因管理不善出現(xiàn)運輸延遲，導(dǎo)致京師缺糧而引起重大的社會問題。

于是，從唐朝晚期開始，直至北宋前期，官方逐步擴大了田賦徭役等貨幣化的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征收賦稅時，優(yōu)先收取便于運輸?shù)呢泿派侠U，減少實物征收；與此同時，政府在發(fā)放各級官吏薪水時，增加貨幣比例，減少實物發(fā)放。當各級官員需要各類生活必須物資時，自己用貨幣去市場購買。

這樣，原本由官方征收、運輸、發(fā)放糧食等物資的流程(國營)，通過賦役和官俸貨幣化，交由商人來組織購買、運輸、出售(私營)，提高了效率，同時又增加了政府的商稅收入。

大概到北宋前期，在全國范圍內(nèi)賦役貨幣化已廣泛實施，貨幣的使用范圍大為擴展。

第二個方面是“軍費貨幣化”。

從南北朝出現(xiàn)的“府兵制”，到盛唐時期達到成熟。“府兵制”下的軍隊，亦兵亦農(nóng)，大體上自給自足，中央政府所承擔的供給壓力不算太大。但自唐玄宗天寶之亂以后，藩鎮(zhèn)割據(jù)，歷經(jīng)五代至兩宋，“府兵制”徹底被“募兵制”所取代。

宋朝“募兵制”下的軍隊，從各級將領(lǐng)到士兵，均需要中央政府支付軍餉；而各種后勤物質(zhì)，也由中央政府利用各種經(jīng)濟手段調(diào)動商人來匯集和運輸，軍費貨幣化。所以整個兩宋王朝，軍費開支都是國家財政開支中的重中之重。

從這兩個方面出現(xiàn)的大變革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唐代銅錢鑄造量在每年10萬~30萬貫(足錢，1000枚為1貫)，北宋真宗時期銅錢鑄幣量已穩(wěn)定地達到每年100萬貫 (省陌制，770枚為1貫)以上，但唐朝卻沒有出現(xiàn)嚴重的“錢荒”，而宋朝的“錢荒”則開始困擾著整個帝國。

由此為代表的“財政收支貨幣化”政策，促進了宋朝商業(yè)的繁榮，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得商人的活動空間也得以擴展?？梢赃@樣說，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宋朝是對商人束縛相對較少的一段黃金時期。

同時，貨幣使用范圍的擴大，導(dǎo)致貨幣的需求量幾何級數(shù)地擴大，整個帝國的現(xiàn)有貨幣 (注: 漢唐舊錢足重前提下是可以流通的) 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即使北宋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間，位于銅礦產(chǎn)區(qū)附近的四個主要造幣廠: 饒州永平監(jiān)、池州永豐監(jiān)、江州廣寧監(jiān)、建州豐國監(jiān)先后建立，全力生產(chǎn)，年產(chǎn)量達到100萬貫以上，(注:此處暫不討論四川鐵錢貨幣區(qū))“錢荒”的問題仍然存在。

為應(yīng)對“錢荒”，出現(xiàn)了“銅禁”和“錢禁”政策。

官方立法的“銅禁”，其一，除極少數(shù)特殊情況以外，嚴禁使用銅器；其二，開采出來的原銅，禁止私人購買，只能由官方購買。實施“銅禁”目的是盡可能地讓“銅”都用于生產(chǎn)錢幣。

中國作為世界上相對教早熟練開采和冶煉“銅”的地區(qū)，在商周至秦漢時期，即廣泛鑄造青銅器，有酒器、食器、兵器、禮器等等。秦漢以后，鐵質(zhì)兵器取代銅質(zhì)兵器；陶器逐漸占據(jù)了酒器和食器的位置；青銅禮器的鑄造也逐漸沒落，金屬“銅”開始主要應(yīng)用于鑄幣。隋唐時期，除了鑄錢，銅鏡和佛像是另外兩個使用“銅”比較多的領(lǐng)域。歷經(jīng)唐武宗、后周世宗柴榮的兩次毀佛鑄錢，再到宋朝“銅禁”導(dǎo)致銅鏡鑄造的沒落，整個國家的“銅”開始集中應(yīng)用于鑄幣。

不過，政府沒有想到的是，“銅禁”政策使得“銅器”成為了奢侈品。宋朝經(jīng)濟文化的繁榮，使得鑄造精巧的各類“銅器”有了強勁的消費群體－－文人士大夫。這些處于統(tǒng)治階層的消費者，“銅禁”對于他們而言不傷大雅。對于商人來說，鑄造售賣“銅器”是違法行為，而且無法批量生產(chǎn)，必然物以稀為貴，使得“銅器”成為了奢侈的消費品?？墒牵倘瞬荒芎戏ㄙ徺I原銅，于是將目光盯上了流通中的貨幣----銅錢，不也是銅么？

因此，偷熔銅錢以鑄造奢侈品----銅器，可獲利五倍至十倍，并非是原銅價值高于幣值（原銅依法只能由官方定價收購用于鑄錢），而是“銅禁”政策造成“銅器”成為供需失衡的特殊商品，使得民間私熔錢幣鑄器有利可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這里不得不提到王安石，他是整個兩宋時期唯一一個力主廢除“銅禁”的人?，F(xiàn)在來看，王安石的這個觀點有一定經(jīng)濟學的道理，有足夠的遠見和眼光。他認為：

1 放開“銅禁”中禁止使用銅器一條，甚至可以官方組織生產(chǎn)（類似國營企業(yè)），直接獲取鑄造銅器的利潤；

2 放開“銅禁”中禁止商人購買原銅一條，允許他們購買原銅并用于鑄造銅器出售(敞開原料供應(yīng))。

這樣，銅器供應(yīng)量擴大，價格自然下降，同時商人可以自由購買原銅，而私熔錢幣屬于“錢禁”仍然是違法行為，犯罪成本與風險收益不成比例，私熔錢幣的問題也可得以解決。

當然，這里得提到一個背景，熙豐年間位于兩廣地區(qū)的銅礦大開采，原銅產(chǎn)量快速提升，也為王安石解除銅禁提供了前提條件。

不過，“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北宋陷入“黨爭”，“銅禁”政策僅在神宗熙寧、元豐年間短暫放開過，元佑以后即又恢復(fù)。

“錢禁”政策包括幾個方面：

1 禁止私人鑄錢，這個比較好理解，畢竟造假錢到哪都是犯法的；

2 禁止私熔銅錢，前面已提及；

3 禁止銅錢出境，這是因為銅作為金屬，本身具有一定價值，鑄造成為銅錢后便于交易，在整個東亞文化圈內(nèi)得到了廣泛的接受（類似于今日之美元），所以當時南洋、安南、日本、高麗、大理、遼、西夏等國家，都在使用宋朝所鑄造的小平（當一）銅錢。宋朝貨幣供應(yīng)量本來就不足，自然嚴禁銅錢出境，不過實施效果并不好，這也導(dǎo)致了后來宋朝幾個特殊貨幣區(qū)的出現(xiàn)。

4 禁止銅錢儲藏，這是因為當時沒有現(xiàn)代銀行這樣的機構(gòu)，可以將存款轉(zhuǎn)貸出去，加速貨幣的流通。所以，豪族、富商積蓄的貨幣，大量窖藏起來，使得流通中的貨幣減少，加重了“錢荒”。不過，其實北宋皇帝的“封樁庫”才是最大的窖藏……哎，便宜金人了。

總結(jié)：

“錢荒”的出現(xiàn)，在于“財政收支貨幣化”導(dǎo)致貨幣供應(yīng)嚴重不足。

“銅禁”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金屬“銅”盡可能地用于鑄幣，還是在于提高貨幣供應(yīng)量。

“錢禁”政策的目的，是保證已有的貨幣量，不能減少，充分流通，且不能受偽幣的侵擾。

后記:

這里為何先談“錢荒”?是因為兩宋貨幣中：第一次大銅錢(慶歷、折二錢的起源)、第二次大銅錢(崇寧、折三錢的起源)、第三次大銅錢(大觀大型、折十錢的起源)、陜西大鐵錢、夾錫大鐵錢、南宋紙幣會子(以銅錢為記值)……這些貨幣的出現(xiàn)，都與“錢荒”有關(guān)，也是兩宋不同貨幣區(qū)出現(xiàn)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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