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幾人真書癡

趙普光

按：今天，我懷著一種感謝的心情，將趙普光先生的大作轉載于此。趙普光先生是著名的書話研究專家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此文以學者的眼光公正客觀地對拙著等的評論，甚獲我心，所謂書話知己也。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自結識趙普光先生以來，獲益匪淺。當然，見山見水，別有慧心，一番滋味在心頭也。

一位下崗工人，在輾轉奔波打工之余，竟然寫出了兩本學術專著，他是王成玉。

知道王成玉已經有五六年了，極少聯(lián)系，至今也沒有見過面。這幾年間，先后收到王成玉先生寄來的《書話史隨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和《書事六記》（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坦率地說，王成玉的文字，我并不是很喜歡。他的文章，火氣太盛，抒情過多。特別是他的行文當中透露出的身份感太強烈了，不斷地在強調自己的打工身份，以及由此深藏其中的自卑，和自卑帶來的自尊，故其不平之氣往往充溢其間。大概也是因為這種身份，他的很多觀點，似乎有點偏狹。我常常說，讀書需博雜，而為人更需通達。這一方面，在他的著作當中，當然還有距離也。

盡管如此，寫出作者幾十年來買書、讀書、研究心路的《書事六記》，讀來還是頗感人的，我驚訝于他的毅力，更驚訝于他那種對書的癡迷。我們知道，當下從事讀書、寫作的，多是兩種情況：讀書寫作是職業(yè)，是以此為生的；也有的是有著穩(wěn)定的工作或收入，間或寫一些文章，以怡情娛樂?？墒峭醭捎駴]有正式工作和穩(wěn)定收入，還有一大家子需要養(yǎng)活，卻依然買書不止，筆耕不輟。這殊為難得。所以我還是有話想說。

一個社會的文化氛圍、閱讀空氣，更大程度上不是體現(xiàn)在大學教師、職業(yè)作家以及政商精英上，而是應該體現(xiàn)在普通的非職業(yè)的讀書人身上。這讓我想起了自己曾經求學過的故都開封，我常常感慨于那里的讀書空氣、文化遺風。開封老城小巷子里散落著很多舊書攤（現(xiàn)在大規(guī)模的拆遷改造，或許都已經消失了吧），記得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小巷子淘書。在巷子口邊放著一個三輪車，車上碼著整整齊齊的一車書?？吹竭@么品相極好的舊書，我不由得駐足翻閱。書攤主是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太，白發(fā)蒼蒼，但是打理得非常整潔，就連三輪車都極干凈，完全不像那些“油條”書販的車子，黑漆漆，油乎乎，一點不講究。看到這樣一個賣書人，我不由得就多問了幾句，終于從老太太口中得知，原來這些書籍都是她老伴長年辛苦淘得的，而她老伴只是一個普通工人。她老伴一輩子愛書，愛看書，愛買書。但是前不久得了一場大病，為了籌集錢來治病，在她一再勸說下，老伴忍痛同意將這大半生積攢起來的藏書賣掉。書刊典籍所承載的不僅僅是物理性的字跡，也不僅僅是知識性的內容，更充溢著讀書人愛書者的悲歡的宿命，歷史與人世變幻的面影。郁達夫所謂書即是人，人即是書，大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古城與其他一些城市不同的地方，有著一個愛書的民間社會。在象開封這樣的老城中，有很多市民不帶有功利性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興趣而買書、讀書，他們既非學者也非作家，甚至連一般意義上所謂的文化人都不是，從事著與文字毫不搭界的工作，但依然對書籍鐘情。而一個城市所謂文化底蘊、文化氛圍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歸功于他們。

對王成玉的研究進展和個人消息，我更多的是從他的博客上了解的。他前些年研究書話，其博客中有關書話的文章常常提及筆者的一些論文及觀點，因而我時不時瀏覽訪問，但一直都是“潛水”。對我的研究，他讀得頗細致、認真，對我文章中的一些觀點，確實有所呼應或糾偏，這也是讓我很感慨的。

然而，有一次無意中看到他貼出的一則《賣書啟事》，讓我很是吃驚：

“買書讀書藏書三十年，我從來沒有想到今天會寫下這樣幾個字。

平心而論，讀書曾給我歡樂，在寂寞中得一慰藉，似乎還有一點成果。然而在當今之世，乃微不足道也?！?/P>

三十年來，過去的書友在各有勝業(yè)中與時俱進，而我似乎一退再退，躲進小樓。愛的是書，恨的也是書也。我一生為書受難，為書所困。今作此文，仰望天空，真不知感從何出。如果說過去是賣文買書，現(xiàn)在則是典書易米也。我，一介書生，清貧度日，家無長物，環(huán)室皆書也?；叵氘斈曩I書，不禁暗然，悔之晚矣。”

王成玉之售書，讓人唏噓不已。書之于王成玉，甚至成為了拖累，物質生活的拖累。

王成玉早年當過工人，后下崗，輾轉于各地靠打工養(yǎng)家糊口。其讀書的環(huán)境與條件可謂惡劣，“讀書無用”在他身上體現(xiàn)得很明顯，也很殘酷。正是生活的殘酷，更顯出了他的執(zhí)著。這種癡迷、執(zhí)著，也使得他給讀書界、學界奉獻出了自己的論著。當然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更遑論正規(guī)的學術訓練，但是因為執(zhí)著，他的著述也顯出了在某些細節(jié)和具體問題上的嚴謹，這種嚴謹，是源于未經打磨的樸拙的真誠。

為什么這么說呢？

筆者從2003年起開始關注和研究書話，先后于2006年和2009年完成了專門系統(tǒng)探討現(xiàn)代書話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并且這些年也發(fā)表了較多的書話研究方面的單篇文章。恕不自謙，這些論文可以說是當代文學研究界對書話最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因為王成玉先生也關注書話，所以從他的論著和博客中，我發(fā)現(xiàn)自己此前的有關書話的論文，他幾乎都看過。而且他的相關研究，能夠坦誠客觀地對我的研究進行論及、引用或商榷，并不故意推崇或刻意“避開”，這種研究態(tài)度是客觀公正的。

按說，客觀、公正本是學術研究的首要原則，根本不必大驚小怪啊。但是，在時下，從筆者自己論文的若干遭際來看，我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此。在學界一些人那里，恰恰卻做不到這一點，甚至越是經過長期的學術訓練的，越會輕松自如的運用一些小的技巧，于是，學術研究不是研究的探討，而是技術化的操作，不是對所有相關文獻的充分掌握，而是基于某種需要隨意地突出或刻意地遮蔽某些必要文獻。這些技巧，現(xiàn)在被大陸經過學術訓練的很多學者和研究生運用得十分自如。筆者曾經在2005年發(fā)表《論現(xiàn)代書話的概念及文體特征》（后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一文，其中提出了幾條書話的核心特點，2006年因參加“黃裳散文與中國文化”的研討會，發(fā)表一篇專談黃裳先生書話的文章，其中運用了這些特點對黃裳書話進行了歸納。這些論點在國內書話研究中是首次的總結，具有重要的創(chuàng)新意義。誰知后來，我無意之中看到了幾篇研究黃裳書話的論文，竟然將我對黃裳書話特點的歸納和概括直接拿來作為他們自己的表述，為他所用，壓根沒有標明任何的出處來源。郁悶之余，我不能不佩服那幾位作者的“抄書”的高明，將我的觀點直接抄入他自己文章中，文氣還顯得那么“順暢自然”。對于這種抄襲，除了暗自郁悶，我能有什么辦法呢？

后來2009年1月我還發(fā)表一篇題目叫《從知堂到黃裳：周作人書話及其影響》的文章，隨后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按常理說，此后研究周作人書話當代影響話題的人，不應當看不到，不應該繞開此文章。誰知道，大概過了一兩年，我在某雜志上看到了一篇，幾乎是相同題目的文章，因為與我的研究問題一樣，趕緊找來一看才知道，題目極為近似，論題完全一樣，內容思路也一致，但是此文卻絲毫不提我早已發(fā)表的論文，不知是刻意繞開，還是確乎遺忘。像這種情況，當你無意看到后，依然只能暗自郁悶，因為這種變相的剽竊，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你很難找到確切的證據(jù)，這種“暗襲”，更加“高明”，至少比前面的那幾位還要高明。

然而，對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追問，這樣的行為，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經過學術訓練的專業(yè)人員那里呢？學術研究的求實精神、公正客觀原則，哪里去了呢？而相反的是，沒有經過任何學術訓練的讀書人王成玉，做得似乎更好。如果是這樣，那么還要所謂的學術訓練干什么？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位叫陳學祈的學者。其實我也不清楚學祈兄現(xiàn)在供職何處。我知道陳學祈，也是很偶然。在網上我看到他的一個文章簡錄，他當時剛剛完成《戰(zhàn)后臺灣書話研究》的寫作（系臺北教育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這個題目與我此前完成的碩士、博士論文選題相關，于是輾轉找到他的導師臺灣著名學者應鳳凰教授的通訊方式，通過應教授聯(lián)系上了陳學祈。學祈非常爽快地將論文傳給了我。通讀論文，我不得不驚訝于臺灣研究生的論文質量。這篇論文有非常扎實的文獻功底，極為詳盡系統(tǒng)的文獻梳理。如果不是看到了論文全文，我壓根想不到陳學祈竟然對我的研究情況掌握的如此詳細，文中他不僅多次引用，而且像王成玉一樣讀的很細，能夠客觀的如實的辨析、商榷或補充。陳學祈在論文中還不止一次的指出：“趙普光完成兩岸學界第一本研究書話的學位論文”、“趙普光的論文是研究書話的重要文獻”等。這都是很中肯、很客觀的話。

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樣是研究書話，大陸的相關研究者，卻在有意無意地繞過不應該也無法繞開的研究文獻。這是一個學術訓練問題，還是一個研究的心態(tài)問題？實在值得深思。

說了這么多，似乎有些跑題之嫌了，其實也不跑題，因為這是一個“誠”與“不誠”的問題。我想指出的是，在如此困難條件下，王成玉對買書讀書、研究寫作的堅持，歸根結底，就是源于內心的誠篤和對文化的敬意。然而，難道說，因為他的誠篤，才不得不淪落到了“典書易米”的境地？

于是，這讓我想起了這樣兩個詞：“用腦”和“用心”。這兩個詞，判然有別?！坝媚X”，就是要計較得失、盤算利害，然后做出最符合實際需要的選擇。而“用心”，則是發(fā)自內心的呼喚，源于生命本身的追求，不顧利害、忘記得失的情感投入。所以，“用腦”者往往算計，“用心”者常常忘我。可是，我想，我們現(xiàn)代人，是不是往往“用腦”過度，而“用心”不足。

在這個意義上，王成玉對讀書與學術的癡迷、執(zhí)著，是因為他在“用心”。但是，我又想，這種執(zhí)著，或許會不會帶來另一種“執(zhí)”呢？

附記：那天看到海歌（吳心海）先生在我博客上的一條評論，他說讀了趙普光寫我的那一篇《世上幾人真書癡》，加深了對我的了解。我當時就很想讀趙普光的這篇文章，但又不好意思麻煩他。昨晚偶然記起，便忍不住大膽地向他發(fā)了信息，結果很快就收到這篇文章。我與趙普光聯(lián)系不多，但我很佩服他的治學精神和學術眼光，。他的這篇文章，寫得很中肯，實事求事，在某些方面正擊中了我的要害，這是很令人感念的。其實說到底，我并不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叵脒@些年的買書讀書，我只不過是借書來抒發(fā)自己的一點心境而已，或者說是在艱難困苦中借書來打發(fā)時光。我目睹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種種坎坷，很多愛書人最后還是在賣書中了此殘生。我之所以寫這些文字，就是想借我這枝笨拙的甚至是不講理的筆，把這一代讀書人（下崗失業(yè)）的悲歡離合和盤托出。知我罪我，其惟文乎！

注：此文載《開卷》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