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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爻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闕后群能間出,洎乎漢、魏,鐘、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鐘、張信為絕倫,其余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鐘、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羊 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曾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shù)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鐘、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于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yōu)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氏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后,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索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于是京師三吳之跡頗散四方。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吳興,故三吳之近好,偏多遺跡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游,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zhèn)蜗圄?,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跡,如獻之《吳興》二箋,足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zhèn)位祀s。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
臣謝病東皋,游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游,參文詠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fā)蒙。于時圣慮末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偽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逞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跡,既料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蛴蓄B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書。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效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秘,字之美惡,書之真?zhèn)危逝畜w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閑,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荊、汀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數(shù)月之間,奇跡云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游目環(huán)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睹。
大凡秘藏所錄,鐘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書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鐘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遁寶,詔龐、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跡于二王,耀美于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縐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且以數(shù)十紙為卷,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為帙,傅云、“歡學”而不題?;蛘?、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shù)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shù)紙,大者散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為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贊、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亦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
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跡,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裁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yōu)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于開卷,懈怠于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字數(shù)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余,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宇,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
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幾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制御紙,緊潔光麗'耀日奪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別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V素之工,殆絕于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制。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于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 云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書壞。”王曰:“但言王右軍書字,素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嫗復以十數(shù)扇來請書,王笑不答。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后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性好鵝,山陰縣禳村有一道士,養(yǎng)好鵝十余,右軍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群以奉。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床幾,至滑凈,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愛重書法,每宴集,輒出法書示賓客??陀惺澈哒撸砸允肿綍?,大點污。后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后云:“民此書甚合,愿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高祖后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床,奉收得一大簀。子敬后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shù)寸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并稱錄。奉后孫題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余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
羲之為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后掣其筆不脫,嘆曰:“此兒書,后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凈,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子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裓,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正、草諸體悉各,兩袖及標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斗爭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示,遂寶之。后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后人于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后答之。
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wèi)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zhèn)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鐘、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上。
虞龢《論書表》與晉宋之際書法鑒藏
公元317年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以后,朝中多有北伐之志。此時北方正值五胡十六國時期,大小割據(jù)勢力不斷混戰(zhàn)。東晉桓溫主政時出兵北伐,淝水之戰(zhàn)后的東晉政局也不穩(wěn)定,桓、謝世家矛盾和社會矛盾交織,引發(fā)孫恩起義。公元403年桓玄廢晉帝自立為皇帝,國號楚。對于東晉的腐敗政治桓玄曾有心整治:“頗欲厘改,竟不能行,”[i]最終失敗。劉裕通過北伐實力增加,征戰(zhàn)桓玄,桓玄敗績被殺。420年,劉裕在建康自立為帝,建立劉宋。至此,南北朝開始對峙。479年蕭道成自立為帝,國號為齊,劉宋滅亡。
歷史上的晉宋時期戰(zhàn)爭頻仍,政權更迭,諸侯割據(jù),社會混亂動蕩。然而,人們卻對書法鑒藏投入了巨大的熱情。東晉書法藝術的高峰剛剛過去,書跡鑒藏活動開始興盛。
據(jù)文獻記載,皇室書畫收藏見于漢。漢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chuàng)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云集。” [ii] “及董卓之亂,陜西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 [iii]說明漢朝內府書畫收藏已經相當豐富。
此后,歷朝皇帝多喜好書法,不僅身體力行書法實踐,而且大肆搜羅名家書跡,以內府收藏帶動私人收藏,為法帖的收集、整理和流傳做出了重要貢獻。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收藏數(shù)量越來越多。晉宋之際社會混亂,內府收藏經常散亂而流入民間,此后皇室和官宦又大力搜集。流失、損壞是與收集、庋藏同時進行。書法鑒藏的興盛為書法品評和著錄提供了先決條件,這在虞龢《論書表》中均有所體現(xiàn)。
《論書表》是虞龢奉命整理內府秘藏書法之后向宋明帝所作的匯報。此表記述了關于二王的書畫事宜、公家和私家搜訪書法名跡的情形以及對書法名跡進行編次和品題的情況。因為是上皇帝表,所以行文謹慎,輯錄用心。作者雖論書事,但旁涉書籍制度、裝裱、文房用具史等料,內容豐富,見解精辟,是早期書論的杰作。值得提出的是,文章為我們提供了南朝晉宋之際書法鑒藏的詳細情況,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理論價值。
從《論述表》記載來看,這一時期公私書跡鑒藏都很興盛。晉宋之際,皇家和官宦一面爭執(zhí)和掌控天下局勢,一面搜求奇珍異玩,力圖在文治上樹立儒雅風范,前朝書法遺跡和當時書跡名品成為他們追逐和爭奪的對象。晉武帝司馬炎、晉明帝司馬紹皆利用權勢大肆搜求書畫?;感髡陂g,東晉內府收藏直接被他收入私囊:“桓玄酷愛書畫,貪得無厭,后奪帝位,內府所藏書畫都被他掠歸己有。”[iv] 《論書表》云:“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氏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后,莫知所在。”據(jù)說是盡投于江[v]。宋武帝劉裕也好書畫,東晉滅亡后,桓玄所藏剩余書畫以及東晉內府珍藏又歸于他:“(武帝)取東晉后,東晉內府收藏盡為其所得。”[vi] 東晉末年,各級權貴、地方王侯也大肆搜求、鑒藏書法?!墩摃怼吩疲?/font>
“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
“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于是京師三吳之跡頗散四方。”
“三吳、荊、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數(shù)月之間,奇跡云萃”。
……
“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 “人間所秘,往往不少”,因而權貴人士可以“家贏金幣,競遠尋求”。
官方通過購買、搶奪、征獻等手段可以在民間搜集大量的書跡,充分說明書跡收藏在民間也相當流行,私人也是當時書跡鑒藏的重要主體。由于社會原因,公私收藏此消彼長的局面變更加劇,而迅速地向官方優(yōu)勢力量集中。
由于帝王和權貴的重視和大肆搜求,很多藏在民間的書法被獻上和掠奪,原來散落在民間的書跡開始集中起來。公家所藏書跡又因戰(zhàn)亂等而流散,為私人收藏提供了契機。社會穩(wěn)定后,公家利用權力和經濟后盾搜集書跡,四方書跡又會為公家所聚集,故有“都鄙士人,多有獻奉”[vii]之說。當時書法不但是人們收藏把玩對象,還成了“行賄”的工具并在人們的政治生活中發(fā)揮了作用,《論書表》云:“奉后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viii]。人們對書跡的認同和喜愛使書法收藏在戰(zhàn)亂時期仍然得以進行,并保證了其連續(xù)性。
當然,收藏主體的收藏行為并不是完全自覺的?;始液蜋噘F或忙于爭權奪利,或對于文治功能認識不足,或對于書跡收藏初不在意,他們對于書跡的收集和治護時常會出現(xiàn)缺位,給書跡的內府收藏留下一段歷史的空白,使書跡的收藏和管理處于消極和不作為狀態(tài),如虞龢《論書表》記載:“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游,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由于整個社會對于書法的喜好和收藏氛圍的熏陶,后來有所警省,又會大力彌補:“及三年之初,(明帝)始玩寶跡,既料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ix]充分說明當時書法鑒藏氛圍的濃郁。書法鑒藏的分合聚散在戰(zhàn)亂頻繁和改朝換代的歷史局面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
在散而收、收而散的過程中,書跡流動頻繁,一些珍品遭到損壞和散佚,一些偽作充斥,令人惋惜?!墩摃怼酚涊d秘藏書跡“俄為第中所盜,流播始興”,桓玄所獲二王書跡也因“南奔被擒獲”之后散失。
當時的人們已經認識到名家書跡的價值,二王書法“聲華四宇,價傾五者(都)”,故“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zhèn)蜗圄?,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x]對于民間獻上來的書跡“真?zhèn)位祀s”的情況,書法鑒定成為當務之急,書跡收藏之“鑒”的環(huán)節(jié)被提上日程。南朝宋明帝曾詔令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等人,甄別二王書,并品題著錄,以方便其賞玩。如,書法名跡鑒別的結果被記錄下來,被認為的真跡也編次起來,書跡的著錄也就開始出現(xiàn)了,內府書畫得到進一步的整理。許多書跡尺寸不一、裝禎不精,為書法的收藏與披視帶來的很多困難?!墩摃怼酚涊d“范曄裝裱,最為不精”、“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巨細差懸,不相匹類”。統(tǒng)治者逐漸有所反省并開始改善收藏活動中的治護環(huán)節(jié)。在這個過程中,治護的手段一步步改進,出現(xiàn)了許多治護書跡的新手段和方法。書畫的尺寸“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為度”,卷卷相當,解決了披視和收藏的不便。“真、行、章草雜在一紙”的狀況得到改善,“重作數(shù)字”,分門別類,遂使“卷既調均,書又精好”。此外,治護者還進一步按書卷的材料、質地和內容的優(yōu)劣加以區(qū)分,安裝不同的軸頭,如“二王縑素書珊瑚軸”、“紙書金軸”、“玳瑁軸”、“旃檀軸”、“漆軸”等。其中“金軸”、“玳瑁軸”、“旃檀軸”等這些珍貴的軸頭大部分現(xiàn)在已經絕跡。由此可見,收藏活動中鑒與藏密不可分。
晉宋之際,由于書法鑒藏的興盛,書法審美也達到了一定水平,提出了書法價值判斷的標準,收藏對象逐漸集中化和明確化。經過兩漢書法意識的萌芽,經歷了魏晉書法的高峰,人們對書跡之美有了廣泛的認知和認同,以“二王”為中心的一批善書之士的書跡受到大家的普遍喜愛和追逐。虞龢還在《論書表》中單列秘藏二王書數(shù)量:
“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
二王的親支書家也大受歡迎:“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xi] 此外,鐘繇、張芝、張昶、索靖等書家也受到世人的推崇?!墩摃怼酚涊d:“鐘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廿五字,……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鐘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相比之下,二王書跡的收藏數(shù)量更為浩繁,在裝幀治護上最為精美,用料講究,為“書之冠冕”,羊欣書僅“漆軸而已”,而其他書家僅列字數(shù),關于治護語焉未詳,又下一等。隨著二王書法地位的提升,其書法也成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xii],書法價值評判的標準也應運而生。此外,從“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到“淹留草法,擬效漸妍”可以看出,草書地位在這一時期得到提高,也反映出當時人們書法審美水平的提高與審美價值的改變。
從晉宋之際收藏的格局和狀況來看,書法鑒藏呈現(xiàn)整體的興盛和有序。這一時期,上至帝王,中有百官,下至黎民,都對書跡收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身體力行的實踐,書跡鑒藏不僅受到官家的強烈關注和積極參與,而且受到“都鄙士人”的普遍重視。劉毅“傾意搜求”,盧循“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搜集可謂十分用心。鳩集散佚,散財購買,民間獻奉、戰(zhàn)爭接收、其他手段賺取等不一而足。搜求書跡力度之大,搜求范圍之廣、搜求手段之全,標志著我國第一次書跡鑒藏活動高潮的出現(xiàn)。尤其是經歷玄學思潮洗禮的士人多愛重書法,士人的精神追求依賴于書法作品得以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和暢懷。書跡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門類和奇珍異玩一起進入并深入人們的文化生活,甚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晉宋之際人們對于書法美有了普遍的認識和較高的認同,書跡收藏對象明確集中,數(shù)量統(tǒng)計相當精確,并以裝裱來劃分書法等級,可見收藏活動在混亂中呈現(xiàn)出相當?shù)某墒旌椭刃蚧?/font>
晉宋之際書法鑒藏更迭較大,流動性強,整理與破壞并存。這一時期戰(zhàn)亂頻仍,名家書跡頻繁易主,收藏格局調整迅速,書跡的損壞和遺失時有發(fā)生。盡管如此,作為鑒藏主線的公藏——即“皇家和官府收藏”[xiii]卻一直延續(xù)下來,以商賈和士人為主的私家收藏也很興盛。公藏與私藏彼此消長,書法鑒藏的分合聚散在戰(zhàn)亂頻繁和改朝換代的歷史局面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由于政權的更迭,書跡鑒藏格局也隨之“重新洗牌”,通過大肆搜求和民間獻奉,而向著強勢力量集中。這比之散落民間,更有利于書跡的保護和流傳。由于收藏的興盛而帶來的作假行為和混亂局面,引起了統(tǒng)治者對整理與鑒藏的重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書跡鑒藏與詮次的系統(tǒng)。大量書跡通過民間和官方兩條途徑,逐漸回攏到皇室內府,經過鑒別真?zhèn)?、裝繕治護、著錄品題等流程,許多漢晉書跡珍品被較好地保存下來。如王旬《伯遠帖》,經公私收藏之轉換,歷1600余年而得以流傳至今。此外,晉宋之際的書法鑒藏開辟了書跡治護與裝禎的先河,催生了一批書法鑒藏家和理論家,開導了書法價值評判標準的出現(xiàn)和書法品級論的萌芽,推動了書法文化的傳播和齊梁書法理論的繁榮發(fā)展。
晉宋之際書法鑒藏的有序和社會的混亂無序是不矛盾的,書跡鑒藏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也是相互轉化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戰(zhàn)爭也是一種各種力量交流的形式。正是在社會混亂帶來的無序收藏過程中,書跡的流動得以更頻繁地進行,有力于向優(yōu)勢力量集中,使書跡鑒定、收藏、治護等一系列活動蓬勃地進行并獲得發(fā)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戰(zhàn)亂會對書跡帶來一定程度的破壞,甚至客觀上為幾次大的毀滅性破壞提供了一些機遇和可能性,但我們認為,仍然應該肯定此時期書跡鑒藏發(fā)展興盛的積極因素。畢竟這個時期的書跡鑒藏行為對書跡的大規(guī)模破壞做了挽救性的保護,在歷史上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劉濤先生根據(jù)《論書表》記載推算,劉宋內府收藏大王書跡有一千余紙[1]14。而到了南朝梁,內府應收藏二王書跡“凡一萬五千紙”[1]15,劉濤先生按對折計算,指出大王書跡應有七千紙[1]16。排除假冒者,數(shù)量也增長相當可觀。應該說,這一時期的書法鑒藏對于中國書法文化傳承作出了不小的貢獻。虞龢《論書表》作為中國古典書法理論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獻,也正是當時書跡鑒藏活動興盛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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