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師于右任的學書經(jīng)歷

一、于右任的學書經(jīng)歷
　　民國三十八年，于右任隨中樞遷臺。他那深厚的漢魏碑學內(nèi)涵下，所蘊育的真行草各體，氣勢磅懾渾凝，縱橫排蕩，震懾住了每顆熱愛書學的心靈。為當時碑風日熾的臺灣，帶來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時洛陽紙貴，求書者踵接不暇，獲書者視若拱璧。近二十年來，書壇、社會、甚至軍中，許多人沉湎于漢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則直接奉〈標準草書〉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響力，比臺灣三百年來任何書家要光芒萬丈而無遠弗屆。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陜西涇陽，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劉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至于他的治學方式和態(tài)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覽群書，伯母房太夫人督導又嚴格，受益于庭訓多。右任學書的過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隨諸牧兒游走放牧的時光，當時他只要見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會隨手摹擬涂畫，或是拔取冢旁的雜草，捆結(jié)代筆，依樣書畫。十一歲進入毛班香私塾，記憶中太夫子毛漢詩喜愛作草書，寫王羲之的「鵝」字，具各種姿態(tài)，幼小的心靈，深受潛移默化。幼年時代的他便以書法見賞于毛班香生。
(一)漢魏碑志的搜集鉆研：
　　右任曾經(jīng)說過，他自十九歲開始對書法產(chǎn)生興趣。由于陜西地處中原文化發(fā)祥地，使他有許多機會接觸古代大書家遺留的真跡、碑碣。像民國九年在白水縣史官村出土的〈廣武將軍碑〉，便曾令他雀躍震驚！甚至賦詩贊嘆說：「碑版規(guī)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
　　民國十五年，他奉命繞道俄蒙援陜，等到會師中原后，便又往來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種種機會，收買古碑。這種鍥而不舍的學習熱誠，使他的碑石數(shù)目日增，到抗戰(zhàn)軍興，共有三百八十塊，墓志銘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這些珍貴的史學、書學資料，捐贈國家所屬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書學毅力和無私的愛國熱誠。
民國十九年，右任賦詩表白了學書的甘苦和執(zhí)著：「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竟夜集詩聯(lián)，不知淚濕枕?！惯@首詩為標草的仰慕者說明了最好的入門途徑；也點出了這段時光他所規(guī)撫的對象，是偏重北碑。案頭常見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禪國山碑〉、〈爨寶子碑〉、〈曹娥碑〉、〈龍門造像〉、〈鄭文公碑〉、〈楊翚碑〉、〈張猛龍碑〉、〈夏承碑〉、〈華山廟碑〉、〈石門銘〉、〈塵鶴銘〉、〈曹子建碑〉、〈大公呂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書，涵育著力鼎千鈞、排山倒海的氣勢，便是早期對漢、魏石刻拓本反復摹，長期醞釀的辛勤與智能的結(jié)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國三、四年才真正體會作書的個中樂趣。特別是接觸〈廣武將軍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書的念頭。民國十六年前后，便開始搜集研究前代草書家的作品、書論。至于臨寫，應遲到民國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國文字筆畫繁復，書寫困難，于是成立「草書杜」，期望找出草書「實用目的」廢置的緣由，發(fā)現(xiàn)了后代的草書作者，過于注意美術(shù)價值，使寫法不一，愈難辨認。他決定從事「草書標準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書能夠?qū)嵱靡岳煜拢f世。事實上，民國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濱(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書寫；可惜后繼無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廣工作，始終不曾中輟。
右任至民國二十一年成立「標準草書杜」的第一階段工作，也是想訂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還曾把〈急就章〉徹底的考證一過，二十三年命劉延濤參與甚至在上海登報征求草書。有人持太和館〈急就章〉〈吳、皇書〉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獲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興奮異常。同年在還獲得甲秀堂殘?zhí)?，?nèi)有蕭子云的〈出師頌〉，雖懷疑是臨索靖的版本，但也極難得。右任在大陸的屬下李楚材曾說：「我在于先生左右時，每見他臨〈出師頌〉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箲摼褪侵傅倪@件藏本。此外又獲得曹子健手稿，鐘繇道德經(jīng)墨跡；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獲索靖〈月儀帖〉墨跡數(shù)字，更為驚嘆！雖然真?zhèn)坞y定，但這些章草的寶貴資料，是每一位草書愛好者所夢寐企求的。
民國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請章草名家王世鏜前輩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辦公室、家中書房，從不懸掛他書法，有則王氏的章草。世鏜歿后，他曾有挽詩：「三百年來筆一枝，不為索靖即張芝。」可說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來，對右任的章草涵養(yǎng)，應是有助益的。
標準草書社后來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適用而放棄作整理，但右任對章草已控縱自如，由民國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孫荊山墓表〉、〈孫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趙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獲得證明。
(三)帖學的濡染：
筆者曾于七十九年赴大陸訪問南京書家胡公石、西安鐘明善。鐘氏面告說陜西老書家劉自讀曾經(jīng)親見右任執(zhí)筆作書，說是少年學書自趙孟俯入門，寫得肥而熟。鐘氏也認為趙書下筆神速如風雨，兼具「速、暢、秀、逸」的特色，對右任一生書風的影響是顯見的。筆者以為右任曾領鄉(xiāng)薦，為符合試卷要求，寫過趙體字，應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陸的弟子胡公石則斬釘截鐵說明于師一生不寫「二王﹝王羲之、獻之﹞字：「先生認為像趙孟俯，王鐸等德操，氣節(jié)有爭議性的，字里行間難容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于氏自青年時代開始，民族大義便深植內(nèi)心，或許是因此才不再臨摹「二王」書。
書家寇培深曾面告筆者，說是右任渡臺后，才開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據(jù)筆者研究分析，對二王的孺慕，應該提早到標準草書社的第二個編輯階段。前述的〈急就章〉訂定工作放棄后，草書社即在右任的指導監(jiān)督下，從事二王草書的收集、考訂、釋文。先把散見各叢帖和零片的二王草書收集起來，再一字一帖參證、比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書參考資料，但很快的發(fā)現(xiàn)了后世書家，有更進步的草法結(jié)體，而標準草書的目的是實用而非美藝；因此，第二階段的編輯成果也被迫放棄了。右任論書最主多讀、多看，雖然一時沒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臨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學的鉆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態(tài)、風神。右任也自述在歷代的草圣中，最欣賞王羲之的筆鋒。
草書社的第三階段「千字文」選輯成果，就是現(xiàn)在的標準草書。二十五年七月與劉延濤合編的「識寫分立」的第一本《標準草書》終于出版了。右任在序言中，說明是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選字四原則。他說：「字無論其為章為今為狂，人無論其為紙帛，烏磚石，為竹木簡，唯期以眾人之所欣賞者，還供眾人之用?！?br>而這部集合了歷代草圣智能結(jié)晶的「百衲體」千字文，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據(jù)。自干嘉金石碑學興盛以來，在漢魏基礎上，能將二王一脈的帖學，融合到右任這樣的意境的，實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這部《標準草書》，受深諳小學的吳敬恒稱譽備至，認為「對中國文字改良之貢獻，為許慎《說文解字》后之第一部書?！?
(四)綜合諸家法度：
由于稟賦、魄力、努力與眾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獲觀廣博的書學碑帖資料，而悠游眾家精髓的深度，更是書法史上絕無僅有的。今將異于前論的各種說法分述于后，使后學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書學經(jīng)歷和內(nèi)涵。
書家李超哉于民國五十七年發(fā)表《八法仰宗師》文中載道：「于先生的字.....據(jù)他自己告訴我，得力于褚河南實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認為恐李超哉誤記或于氏不經(jīng)意之言。確實，以他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懷素、顏真卿的影響要超過褚遂良許多。
臺邑名詩書家林熊祥在《書學原論》中說：「顏真卿盤石令張令曉誥身，......諦玩其筆劃則綿里裹針，......昭代于右任先生筆意時有與此相通者?！埂竿蹰L者墓志，......顧氣勢較為雄邁，.......其用意之新穎，于右任先生與之頗有相通處?！?br>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陜西李楚材又說道：「于先生青年時代在上海辦報之際，專習北魏碑帖，并精心臨何紹基的書法，尤其臨何收藏的〈張黑女墓志銘〉十分神似；并以何紹基入手，臨寫〈石門銘〉及〈龍門二十品〉。」這種說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決，二者指出右任對何紹基的筆勢和(張黑女墓志銘)的藝術(shù)道詣，向來不甚留意，絕不可能據(jù)以為書學根基的。
此外，秦漢磚瓦、漢簡流沙、唐經(jīng)石窟等都是參考的對象。其中以敦煌、樓蘭、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簡，法度最為嫻熟。民國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將舊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fā)掘的居延木簡予以出版，右任為此曾賦詩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見居延簡，相待于今二十年，為謝殷勤護持者，亂離兵火得安全?！褂胰卧缒暝谏虾＞庉嫎瞬輹r，便極渴望一睹居延漢簡，作為整理草書的參考資料，無奈不能如愿。歷經(jīng)二十年后，終于得以將居延漢簡的神韻融入自己的草法里。                       
二、于右任的作品分期
右任學書過程中，面貌的「多」變、「善」變，實在是他個人以及書法史上的千秋絕業(yè)!現(xiàn)在即將他的墨跡,劃分五期分別敘述于后：
(一)楷書期(民國二十年以前)：
右任存世最早的墓志拓片是民國八年的〈劉仲貞墓志〉，這件作品并末受魏碑的影響，而是趙孟俯、褚遂良的筆觸，甚至加入虞世南、李北海的格局，結(jié)體縱勢，筆畫跳宕自如，已深具個性，絕非早期接觸的殿體書可以拘束得了的。
                        民國十年的〈王太夫人事略〉，渾厚樸拙，這段時期他不但對碑版搜集熱衷，由作品可看到他的漢魏法度已有了扎實功夫。這件作品以魏碑的緊密，融合隸書的扁平，形成了亦漢亦魏的造形；至于筆法更出新意，是以隸法寫楷意，楷法寫隸意，形成亦隸亦楷的線質(zhì)(左圖)。
民國十九年的〈秋先烈紀念碑記〉，則是隸書、魏婢、行書的結(jié)合體；平易中險絕時生，英氣勃勃，令人嘆為觀止。
此外，民國十三年的〈張清和姜志〉、〈鄒容墓表〉、〈茹欲可墓志〉等楷法，結(jié)字多接近〈張猛龍碑〉、〈元遙墓志〉、〈元綎墓志〉等，嚴謹?shù)闹袑m對比向外輻射的筆勢，能含能拓、險、巧中洋溢著濃厚的拙趣。
(二)行書期(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為鍛煉期；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為成熟期：
                             二十一年標準草書社成立后，右任便堅持貫徹「草書實用」的原則，即使草法尚末成熟，但已經(jīng)不再書寫大幅的端楷作品了。同年的〈楊松軒墓表〉，是存世最后的一件嚴謹?shù)恼髌贰?br>筆者認為，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年間，是行書線質(zhì)的鍛煉和草書的醞釀期。到民國二十五年止，行書的創(chuàng)作最多，而且始終帶有濃厚的魏楷和隸意。這個時期代表作有〈青主先生題跋〉、〈周湘鸼墓表〉、〈周石笙墓志)。                                                        
(三)草書期(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為行草期；二十六年到三十年為草書成熟期)：
自章草入門而今草，右任的草法線質(zhì)日益兼具了碑帖的神髓。由漢魏線條的減少，可以了解是大量接受帖學筆法的緣故。此時，右任共收集了七十多種前賢所寫的千字文，尤其對懷素草書千字文最為鐘愛，右任曾將之比若「松風流水天然調(diào)，抱得琴來不用彈。」如果以中央文物供應杜在六十七年出版的《標準草書第十次本》為依據(jù)，發(fā)現(xiàn)懷素千字文各版本居然合被選輯了一百零六字，冠于各家。事實上，截至民國三十年止，《標準草書》己經(jīng)過了四次修正，但右任似乎仍在矛盾摸索屬于標準草書應有的獨特的表現(xiàn)形式。這時的大部分詩文稿件，既脫離楷書期的天真拙趣，也失去了行楷期的恢宏氣魄，更異于定型后的標準草書。由于傾向二王帖學，尤其是智永懷素的影響，喜用藏鋒、折筆，偶爾摻入孫過庭的方筆，縱勢結(jié)體，清姿瘦骨。可說是行書期和標準草書的過渡期。但是墓志銘的書寫，倒還是延續(xù)行書期的特色，像〈李雨田墓表〉、〈楊仁天墓志〉即是。
(四)標準草書前期(約民國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第一次《標準草書千字文臨本》發(fā)表了，(初版則延到翌年四月)雖然仍延續(xù)草書期的清瞿秀豐神，但己呈現(xiàn)了標草的表現(xiàn)雛形(上圖)。由于過度偏重標準草書的實用價值和「標準」的規(guī)范，點畫起迄并不蓄意，結(jié)體松散，氣血通暢但少佳構(gòu)。右任在臨《標準草書千字文》中自序：「昔某名家臨前賢草書，終日不成篇,嘆日：『真跡在前，令人氣懾』余今書此，亦有同感！」面對集結(jié)歷代草圣智能結(jié)晶的標草百衲本，難免一時懾伏，規(guī)行矩步，不敢徑然出帖；何況要將各家結(jié)體冶于一爐，難免一番摸索歷程。
                        右任確實在晚年再度深入對帖學的重視和鉆研。姚夢谷在《美術(shù)學報》(近百年來之書學)文中，也記載了三十七、八年間，于氏全心埋頭王帖，日夜讀寫并進，讀得入神，領會更甚一事，右任這時企圖達成深度的「碑帖融合」企圖可知，也由于這段時期的融合學力，才使得標準草書后期的線質(zhì)更具內(nèi)涵而耐人尋味。但這段艱辛的過渡期，導致了三十七年到四十年間的作品，氣勢較弱，敗筆較多。此外，時局的逆轉(zhuǎn)，環(huán)境的改變，心情沉重，也使這段時期少有精心杰作。加上更戮力于草書救國的實踐之作，難以兼顧美藝，游絲、飛白、個性化的揮灑過多，缺乏精蘊內(nèi)涵。
渡臺初期，據(jù)右任的弟子李普同和副官方伯熏表示，由于輾轉(zhuǎn)來臺，將慣用的毛筆分別遺丟在廣東、香港機場。渡臺之初，一時竟沒有好筆可以疏困。四十一、二年侄女婿劉世達曾由香港購買以應急用；四十二年由同鄉(xiāng)后輩吳家元代買邵芝巖、賀蓮青制大楷，毛春塘、李鼎和制小楷，才改善了一代草圣用筆的窘狀；李氏并說四十八年吳氏去世后，他也曾委托友人代購香港林三益系列的中鋒羊毫，以及胡開文所制墨。光復初期，臺灣文房用具欠缺、品質(zhì)低劣的事實，這真是許多藝術(shù)家共同的煩惱。書畫家陳定山也說：「當世畫竹，我佩服吳子深畫，子深卻釋筆而嘆：『使我有古人一支筆，亦何讓古人?！贿@應可解釋右任在渡臺后前三年，較少宏偉佳作的原因之一。
(五)準草書，后期(民國四十五年到五十三年)：
         由存世作品分析，民國四十年后，部分的圓筆，取代過多的方、折筆。右任向來認為「方筆美，圓筆便。」此時方圓互用，含蓄頓挫，鋒芒頓挫，鋒芒漸收，尤其四十五年后的翰墨，完全出帖，雖稱「標準」范圍，但用筆、結(jié)字、章法已隨心所欲，斂氣凝神，神完守固，呈現(xiàn)出極致的性靈美、藝術(shù)美。
標草后期的作品氣魄堪稱和二十年代初的「行楷期」并美。而此時畫面流露的，更是巍巍若泰山，炯然如日月的偉大氣質(zhì)；這種綿里裹針，寓剛于柔的中鋒線質(zhì)，蘊涵的是一顆淡然的、無視名利富貴的心；一種對道化的參透,妙合自然卻不為物役的性靈。在歷經(jīng)無數(shù)次逆境與榮譽交織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里，他一向是以「今朝穩(wěn)坐灘頭石，且看云生大海中?！箒砻鎸σ磺须U厄及富實；所謂「不惑不憂，穩(wěn)坐灘石，以觀世變?！惯@種大氣度與節(jié)操蘊育出來的藝術(shù)，一下筆就有仙凡之別，這種氣質(zhì)實是世人望塵莫及的！
此時代表作品，如史博館收藏、四十五年三月書寫的(題拐子馬圖)四屏；五十一年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記) ；四十八，年三月所書的《草書千字文》(由日本「同朋杜」于七十一年十一月刊行。由臺灣省立美術(shù)館收藏) ；五一十年書寫的(國父軍人精神教育訓詞摘錄)十三條屏草書，是存世極少的長幅佳作之一。晚近中日出版右任墨寶計百余種,其中以「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委會」在六十七年四月刊行的《于右任先生墨寶》最具代表，因為選輯工作主要由右任高弟劉延濤擔任，因此精品較多而齊全，盡收一代草圣自行書期以來的風釆神韻。
三、于右任與臺灣碑學書風
由于科舉制度支配了臺灣文人的習字動機，明清時代書壇幾乎全在殿體書風的籠罩之下。交通阻隔與碑刻拓本取得和復制都很困難，使干、嘉時代便興起于中原的金石學風，直到道光十七、八年左右，才由「臺灣金石學導師」呂世宜大量傳入，秦漢篆隸碑風才正式在臺扎根。
呂氏研究的范圍極少涉及六朝碑版，六朝書風被導入臺灣，遲至日據(jù)后期,才藉由日本刊行的一百零三種書道雜志輾轉(zhuǎn)傳入，這股由楊守敬攜日的六朝碑拓所引起的學習熱潮，使帖學的氣焰稍偃，碑學在臺灣終于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另外，廣東書家區(qū)建公(1887一1971)于民國二十二年渡臺，并曾在二十五年舉辦書法展覽，獲得了不少激賞。區(qū)氏在寓臺的三年中，以長鋒羊毫「逆入平出」的筆法，傳入清末碑派書家鄧石如、徐三庚、張裕釗、趙之謙、吳大澄等篆隸、魏碑體勢，當時新竹書家如張國珍、林守長、鄭淮波、紀金寶；臺中的吳善榮,施壽怕、頭城的康滟泉等紛紛趨訪謂教筆法。這股清末書家碑風的傳入，影響力雖不及前二者，但也算是臺灣碑學的第三個推動力量?！　?br>草圣于右任渡臺后，除了標準草書的傳播，也使得漢魏碑刻再度受重視。近二十年來，成就偏重碑學的書家數(shù)量漸超過帖學的，這在臺灣是史無前例的。筆者以為一代草圣那深厚的漢、魏基礎之下，所涵育的草法線質(zhì)，確實令人無限欽遲景仰，興起了人們亦步亦趨、見賢思齊的意念?！　?br>這時較活絡的書道團體如林成基、林耀西、李普同主持的「基隆市書法研究會」，臺北曹容的「澹廬書會」，頭城康滟泉的「八六書畫會」，張國珍等的「新竹書畫同好會」，臺中莊遂性、施壽怕、吳善榮等的「中部書畫協(xié)會」......都是金石學風的熱心提倡者；而各書會都奉右任為藝林宗師，爭相邀請赴會揮毫以提振士氣。前述四十九年出版的《中華藝苑》，甚至還以右任的《標準草書》做為三大月課方針之一！　　
標準草書的推廣，目前雖未達到「以草書救國、強化國本、振興民族」的理想，卻引起文人臨摹標草的興致。中原渡臺諸名流，首推撰寫標準草書凡例和合選草字千文的劉延濤最能傳草圣神韻?！　?br>右任無疑是民國四、五十年代臺灣書壇最亮的一個光寰。自民國四十七年，八十華誕開始，每年按例由「臺灣詩壇」林熊祥等發(fā)起「中國名家書畫展」，主要是為先生祝壽，展出的書體雖末限制，但總以標草獲件最多。民國五十二年，先生八五壽誕，一項正名為「標準草書習作展」的祝壽書法展，熱烈的展開。會后，右老召集同道檢討策劃，并決定成立「標準草書研究會」，于先生命由劉延濤、劉行之、王枕華、李超哉、胡恒、李普同所發(fā)起組織。民國七十九年，劉延濤、李普同、胡恒等再向內(nèi)政部登記為合法的書法團體。正式成立大會在八十年五月五日召開。這個由李普同領導的擴大組織，將是傳播標準草書的時代意義，以及一代草圣崇高的藝術(shù)內(nèi)涵的最大力量。(麥鳳秋撰寫)